杨耕，1978年—1982年就读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汪永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先达教授，同时留校任教，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曾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现为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代表作为《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等7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等国家级奖8项。

 

1978年春，杨耕走进安徽大学哲学系，从此开启了他的哲学人生。入学不久，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大学时期的杨耕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78年至今，时间已过去四十余载，杨耕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块“精神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如此持久、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杨耕自己的回答是：“责任与使命！”“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任务与课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攀 登

 

哲学是杨耕的职业，更是他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杨耕的专业，更是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这是杨耕的肺腑之言。

 

如果把杨耕的哲学研究特点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杨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西方哲学史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又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此外，他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

 

经由这样一次迂回曲折的哲学之“旅”，杨耕不断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即求新与求真的统一；凝结自己的理论形式，即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达成自己的理论境界，即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一个深刻的思想“疑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经解决、无须多虑的“常识”问题，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不断追问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看，马克思就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过程中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又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或者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如此，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要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在何种问题上深化、发展了，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曲解甚至被“各取所需”“借题发挥”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在杨耕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源”而不“同流”，从而把握二者的同与异，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他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补课”，而且进行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深入研究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诚然，这是一条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是一次艰辛乃至艰险的研究旅程。经过不懈地学术探索，杨耕逐渐看到了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透视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 建

 

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曾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之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也就开辟出来了。

 

然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却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样一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基础”“主干”，历史唯物主义则仅仅具有“应用”性质，处于“附属”地位。这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特殊而重大的理论意义。

 

因此，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就应当从“附属”开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应当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开始。

 

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他不断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从“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历史观”到“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再到“完整的哲学形态”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从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附属”地位中解救出来、凸显出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从狭义的、与自然无关的“历史”拓展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从历史观提升为世界观，即马克思所指认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从而还历史唯物主义以“本来面貌”。

 

不仅如此，杨耕又深入、细致、全面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从不同视角凸显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

 

对此，有评论写道“此论一出，学术界的争议趋于平息，理论界的忧虑趋于消失”。实际上，这一观点已转化为哲学界的共识。

 

在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杨耕从理论主题、理论基础、理论特征以及历史考察四个方面同时发力，力图建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一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此，又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关注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并认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由此，我们可以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二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和初始范畴是“实践”。人是在实践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实现自我发展的，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同时，人又通过实践活动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现存世界，实践因此又构成了现存世界的现实基础和生成本体。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三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的思维方式，科学地解答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

 

四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离不开对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又和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知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双重批判又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同样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

 

五是深入而全面考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并力图把握其中的规律。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对此评论道：“其材料之丰富、选择之典型、考察之细致、分析之深刻，实属罕见。”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及其基本论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早在2000年，《理论前沿》就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杨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先后发行四版，共3万余册，并陆续以英文、俄文、德文在国外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简洁生动的表述，汹涌澎湃的阵脚，排山倒海的气势，毋庸置疑的论证，步步为营的严密，水到渠成的结论——所有这些，正是杨耕的哲学文本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

 

赋 义

 

关注现实，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这是杨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杨耕认为，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念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敏锐的政治眼光、彻底的批判精神，深入现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

 

因此，杨耕深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并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实际上重新赋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特殊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实践，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思考并重建民族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并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现实运动，在杨耕看来，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

 

杨耕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重新探讨、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了某些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征；论证了中国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走向社会主义的，也必然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开放的世界”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的现代化”。

 

杨耕考察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及其文化难题的解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及其成功与失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拓展及其时代特征；说明了改革使中国实现了三大历史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因而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在联系、运动过程和主要类型，以及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双重动力，并强调“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展现了一个新的地平线”。

 

在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中，杨耕力图把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辩证思维的穿透力与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自觉的哲学意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再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艰巨性，从而将一个古老的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壮丽日出”展现出来。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我透视出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领悟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会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杨耕如是说。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对此评论道：“杨耕的哲学研究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思想理论取向是一种积极的和具有启发意义的取向，这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理论上的深化；将把握时代、切中现实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鹄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赋义“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杨耕表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把握当代的时代精神，立足中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为此，我们应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深入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际，并密切关注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对于像社会存在论、历史规律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基本原理，应当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对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如世界历史理论、劳动异化理论，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入挖掘、全面阐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细论证，同时又高度契合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观点，如资本积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观点、“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观点，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融 合

 

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杨耕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北师大出版集团锐意改革、快速发展，成为高校出版社的一个标杆。

 

哲学思维始终影响、渗透着杨耕的出版实践。可以说，北师大出版集团自成立以来，每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在杨耕头脑中酝酿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与其哲学思维融合。在北师大出版集团的改革过程中，他提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思路，突出图书结构转型，即“以教育出版为主体，以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为两翼；以图书出版为主体，电子网络出版和印刷产业为两翼”，“主干的教育科学（包括心理科学）和人文科学，精干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图书结构转型是北师大出版集团改革力度最大、难度最高的“凤凰涅槃”之举。除此之外，杨耕又推进员工结构转型，整体推进编辑体制、营销体制、运营体制、分配体制的重建，提出并实施了“四个适时适度”，即“适时适度进行跨媒体经营，适时适度进行跨所有制经营，适时适度进行跨地区经营，适时适度进行多元化经营”。

 

这种“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以及“四个适时适度”的思路，实际上是杨耕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出版实践中的结果。

 

在杨耕的带领下，北师大出版社由一家以教辅为主营业务的传统出版社，发展成为一家导向正确、主业挺拔、管理规范、运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的现代出版集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业界有目共睹。

 

自成立以来，北师大出版集团先后获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成为国家一级出版单位；连续三届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成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的成员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能取如此傲人的成绩，用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的话来说，这是“哲学的力量”。

 

对出版人而言，有两个奖项分量很重：一是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二是韬奋出版奖。杨耕则先后捧得这两项殊荣——2010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14年获韬奋出版奖。他的论著更是荣获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奖，已是“三奖得兼”，再加上2008年获全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2009年获中国优秀出版企业家、2012年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三个称号。这在出版界更是独一无二。

 

杨耕成功的秘诀，就是“哲学”。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对杨耕的入选辞如此写道：“具有哲学情怀的杨耕，对出版业发展提出了前瞻性思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推动了大学出版业体制改革。在领导和经营管理、图书选题策划编辑、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方面长袖善舞，为北师大出版社、出版集团的跨越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而在谈及自己的成绩时，杨耕也谈了几点“哲学思考”：一是做事要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决心；二是做事要做到忘我的境界；三是做事要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人只有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求得个人的发展。

 

杨耕的职业、专业、事业都是哲学，哲学已经融入他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他书写人生的方式。哲学教会了他“看破红尘”“看透人生”，懂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因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从重读马克思到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让马克思“活”在当代……杨耕的哲学使命始终不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张立波，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李佳玮，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