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6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王雨辰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邀请，作了一场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学术讲座。讲座系统梳理了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史与接受史，分析了这一研究的双重效应，并深入探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周凡教授主持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贺翠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熊敏担任与谈人，清华大学教授刘敬东担任评议人。

讲座开始前，周凡教授介绍了王雨辰教授的学术背景。他提到，王雨辰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国内该领域起步最早的学者之一，长期关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周凡还回顾了国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的变迁——从早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等重镇，到如今多中心并存的发展态势——并特别肯定了王雨辰教授带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团队在该领域形成的学术影响。

周凡教授主持会议

王雨辰教授首先指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1982年徐崇温先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界开始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0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则推动了研究视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更广泛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转换。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围绕中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接受历程，王雨辰教授从理论根源、现实根源和具体表现三个角度，将其划分为否定、理解和肯定三个阶段。

否定阶段大致对应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起步期。当时学界普遍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视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加上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差异较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论题的真实含义很难获得中国学界的理解和认同。在这一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被看成用现代西方哲学世界观解释、融合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并反对恩格斯、列宁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理解阶段则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王雨辰教授谈到，这一时期学界逐步突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人道主义”等多种解释路径。学界一方面肯定原有教科书体系在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批评其站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忽视了“实践”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与决定地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异化批判等议题开始在中国出现并引起关注。1986年至1989年间，学界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展开了争论，形成了“否定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肯定说”三种主要观点。

肯定阶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雨辰教授认为，这一阶段的理论根源在于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深化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归宿与目的的认识；现实根源则在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具体而言，研究重点从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逐步转向深入探讨卢卡奇等代表人物及哲学观、文化观、意识形态理论、现代性理论、空间批判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生态批判理论等问题；研究领域扩展至后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以及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等新思潮和新流派；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演变。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王雨辰教授分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这种互动在研究范式上表现为两种主要取向。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主导时期，研究多持否定与拒斥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该范式未能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批评恩格斯和列宁站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王雨辰教授认为，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很难说真正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但相关讨论客观上为改革开放以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设哲学理论体系，以及开拓实践、辩证法、主体性、异化、人道主义等论域打下了基础。

而在“实践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逐步确立后，研究态度转向肯定与接受。王雨辰教授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解释缺陷的纠偏，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对近代哲学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两者同属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200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确立后，学界重点转向了对后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追踪研究。不过，王雨辰教授也提醒，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需要警惕的缺陷：一是割裂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追踪研究之间的关系；二是偏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资料评介，疏于对其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导致新人物、新流派、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基本理论研究进展有限；三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新思潮追踪研究之间的有机互动认识不足，也未能充分提炼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讲座第三部分聚焦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重效应。王雨辰教授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探索与哲学体系的建构。国外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功能使命的现代哲学，建构了主体论和反主体论两种路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并提出了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异化批判等理论主题。其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其资本主义观。一种路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趋势与人的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显现为生态危机，主张通过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或西方个体的独立人格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另一种路径则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工具，借口西方社会结构变化，反对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阶级政治，通过接合理论建构以激进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话语革命和身份政治。其三，在探索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自由解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国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实践社会主义”“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政治理想，其核心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由权利。

在此基础上，王雨辰教授分析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积极的一面在于，这一研究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推动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为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消极的一面则表现为，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把苏俄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脱离经济基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对立起来。

王雨辰教授作讲座

在与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贺翠香首先肯定了王雨辰教授对近50年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历程的梳理。她认为，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错位确实使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呈现阶段性变化，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消费主义等问题的批判，对当下中国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贺翠香还结合讲座内容，提出了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关系的问题。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封闭固定的体系，而是随历史实践发展而变动；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于实践、工业历史与主体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和列宁在特定论战语境中突出唯物维度有其历史原因，但不能因此忽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维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到“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一根本问题。此外，贺翠香指出，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简单拒斥后现代主义，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关系需要进一步辨析。她还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发挥当代作用，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维度，但不应停留在传统框架内——当前资本逻辑已深度渗透政治、军事、文化领域，与国家权力相互勾连，经济分析应当超越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视野，关注更广泛的社会权力结构。

贺翠香副研究员参与与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熊敏表示，王雨辰教授的讲座紧密结合具体历史进程，提醒学界避免脱离历史的意识形态化判断，这一方法论警示对当下研究很有意义。她还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使用边界，以及现行学术考核评价体系对青年学者的影响提出了问题。

熊敏副教授参与与谈

清华大学教授刘敬东在评议中认为，王雨辰教授的讲座以历史的、学理的方式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学术自觉。他围绕相关概念辨析和青年学者成长环境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并呼吁学界关注评价机制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影响。

刘敬东教授作评议

最后，周凡教授对王雨辰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各位与会嘉宾的深入交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