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邀请，以“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兼评洛苏尔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为题作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主持。

周凡教授在开场中指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既要考察思想家的理论回应，也要回到20世纪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和反殖民运动的历史背景。洛苏尔多长期研究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史，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十月革命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东西方分流谈起，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与困境，并追问其在新历史条件下“重生”的可能。张双利教授将围绕这一问题，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在21世纪的理论可能性。

讲座主持人周凡教授作开场发言

一、讲座核心线索与内容

张双利教授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为线索，梳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演进。她指出，这一传统往往较少正视十月革命、“实存社会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并提出核心问题：进入21世纪，如何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她将相关探索概括为三个阶段：卢卡奇、科尔施延续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从哲学上论证革命的可能；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反思革命社会主义的同时，深化对资本主义“形式理性”的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哈贝马斯推动批判理论转向交往理性、民主程序和社会规范重建。

张双利教授作学术讲座

（一）卢卡奇：革命何以仍然可能

谈到第一阶段时，张双利教授重点分析了卢卡奇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她指出，十月革命为欧洲思想界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刺激，而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判断，则构成卢卡奇必须回应的重要理论挑战。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摆脱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却形成了新的“物对人的统治”；与此同时，欧洲社会的阶级结构、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均已发生变化，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似乎都在消失。张双利教授指出，“卢卡奇并没有从经验层面一条一条去反驳韦伯”，他真正追问的是：如果资本主义已经被形式理性全面支配，革命是否还具有可能？

在客观条件上，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形式批判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已经上升为组织社会关系的普遍原则。随着合理化不断扩张，抽象形式逐渐支配经济、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但形式与具体内容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在形式理性的持续扩张中不断暴露资本主义自身的限度。借助黑格尔关于“知性”与“理性”的区分，卢卡奇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抽象形式并不是历史终点，理性仍然包含从抽象走向具体统一的可能，革命由此获得哲学上的依据。张双利教授指出，卢卡奇并不是在预言革命“必然发生”，而是在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并非一个已经完成、不可超越的体系。

在主观条件上，张双利教授特别提醒，卢卡奇并不是说“受苦的工人天然就是革命主体”。《历史与阶级意识》真正要回答的是，潜在的革命力量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历史主体。卢卡奇将关键放在“阶级意识”上：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最直接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形式理性的支配，例如劳动时间被精确计算、人的活动被量化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单位，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可能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拥有完整生命价值的人。不过，这种认识并不会自动上升为对资本主义整体结构的把握，这也正是卢卡奇引入政党理论的原因。政党不仅是政治组织，也承担着提升阶级意识的功能，将分散的现实经验转化为对社会整体结构的认识。由此，卢卡奇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两个层面回应了韦伯：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内部仍包含被超越的可能，另一方面解释革命主体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形成。

（二）霍克海默、阿多诺：革命主体为何没有出现

随后，张双利教授将讨论转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她指出，如果说卢卡奇仍然相信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能够孕育新的革命主体，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现实，则迫使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这种革命主体为什么没有出现？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却不再相信被压抑的社会力量会自然走向解放。张双利教授以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工业为例，说明这一理论转向。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被理性化社会压抑的内容并不必然转化为进步力量，也可能以非理性甚至毁灭性的方式爆发。反犹主义便是典型例证：社会矛盾没有转化为对制度结构的批判，而是在政治操纵下转化为盲目的敌意和排斥。正因如此，“被压抑的东西，并不天然就是解放性的”，这一判断也动摇了卢卡奇关于革命主体形成的乐观预期。

文化工业理论则进一步解释了社会批判力量为何不断被吸收。张双利教授特别谈到阿多诺等人对“先验图式”的分析：大众文化并不只是提供娱乐，还在预先塑造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标准化的文化产品通过娱乐、消费体验和情绪满足，将个体不断纳入既有社会逻辑之中。这种控制并不主要依靠强制，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接受和消费，以更柔性、更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社会反抗不再只是受到外部压制，而可能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被逐渐消解。卢卡奇所期待的革命主体因此愈发难以形成，革命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观条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批判理论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方向。

讲座现场

（三）哈贝马斯：从革命政治转向规范重建

讲到哈贝马斯时，张双利教授指出，他面对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留下的另一重困境：如果批判理论只能不断揭示现代社会的问题，却无法回答“未来社会如何可能”，那么批判本身也会陷入僵局。因此，哈贝马斯试图为批判理论重新建立积极的规范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劳动范式”转向“交往范式”，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进一步扩展到人与人如何通过语言沟通、形成共识。在这一基础上，哈贝马斯重新解释“理性”：理性并不只是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也包括认知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表达理性，分别对应人与客观世界、社会规范和主体经验之间的不同关系。

张双利教授重点解释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哈贝马斯将现代社会区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市场经济和行政权力依靠货币与权力机制运行，而家庭、公共交往和文化生活则主要建立在理解与沟通之上。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只是市场本身的存在，而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不断侵入生活世界，使原本依靠沟通形成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货币化、工具化和权力化。基于这一判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交往理性、公共讨论和程序主义民主实现社会规范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未来也不再被理解为一次单纯的革命断裂，而是一个不断完善制度、扩大公共参与的过程。张双利教授指出，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平等的诉求、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政治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对于自主和公共参与的要求结合起来，同时也强调，即使未来社会超越资本主义，也仍然需要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公共交往空间。

（四）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从抽象模式回到具体历史

讲座最后，张双利教授结合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及哈贝马斯晚期思想，对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反思。她指出，真正的理论对话不能只是比较不同学者“谁赞成什么、谁反对什么”，而要回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验，在全球资源分配和历史视野上容易形成某种西方中心主义，因而重新讨论社会主义，也意味着重新打开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对话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洛苏尔多的研究和哈贝马斯晚年的相关思考，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张双利教授特别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简单理解为一种“立即革命”的政治方案。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晚年马克思，他始终面对一个没有被轻易消解的矛盾：革命既需要现实的物质条件，也需要主体意识和政治行动的形成。“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没有把这个矛盾消掉。”她指出，真正的社会变革既需要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也需要现实社会力量和人的实践能力不断成长。马克思主义因此并不是对某一种革命道路的固定预言，而是在历史运动中持续回应现实问题。在她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真正值得重视的理论空间，也正在于如何面对马克思留下的这种“开放性”和“矛盾性”。如果抹平马克思理论内部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就容易被固化为一套既定模式；而重新面对这些矛盾，反而可能为今天思考社会主义打开新的空间。

讲座最后，张双利教授再次强调，社会主义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脱离历史条件的抽象普遍模式。“真正的普遍性，并不是直接实现所谓‘世界大同’。”她借用黑格尔“具体普遍性”的概念强调，普遍性不是取消特殊性，而是在特殊性之中实现自身。因此，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条件，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

二、讲座评议与交流

讲座结束后，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鲍金教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永欣教授分别担任与谈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乔瑞金教授担任评论人，几位学者围绕讲座内容做了进一步的交流讨论。

鲍金教授认为，讲座内容丰富、节奏紧凑，体现了张双利教授深厚的学养。他围绕21世纪社会主义提出四点思考：一是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但从矛盾走向制度仍需探讨实现路径；二是卢卡奇以阶级意识和政党理论论证革命的可能，但政党如何代表利益复杂的阶级整体，值得进一步研究；三是文化工业理论揭示了主体意识的塑造机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规范基础如何确立的问题；四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与程序民主更多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的规范和修正。他认同“具体普遍性”的思路，强调应在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鲍金教授参与与谈

卢永欣教授认为，讲座沿思想史的发展逻辑，呈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转折与内在关联。卢卡奇对革命主体条件的论证，体现了从抽象普遍性走向具体普遍性的方法。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关注国家消亡，但现代国家反而呈现强化趋势，这一现实需要理论回应。同时，对东方社会主义的批判虽有思想价值，也可能弱化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应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组织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卢永欣教授参与与谈

乔瑞金教授认为，报告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为线索，呈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探索：从革命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哲学论证，经由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批判，转向社会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他指出，国家、政党、阶级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具体普遍性”的思路启示我们，应结合具体历史条件探索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并加强不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乔瑞金教授进行评议

在讲座的最后，周凡教授总结认为，本次讲座围绕社会主义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展开深入讨论，体现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开放的交流氛围。随后，周凡教授对张双利教授的报告及与谈人、评议人的深入交流表达了诚挚感谢，活动在轻松而富有活力的氛围中落幕。

参加讲座专家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