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5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学术讲座第十期——“儒家家哲学的危机与转型”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赵法生特聘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海平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祥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现场气氛活跃，讨论热烈。

（主讲人：赵法生教授）

讲座伊始，赵法生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家庭”的概念，并通过援引社会学研究成果，指明了家庭革命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社会学一般把家庭理解为首属社会群体，即一种初级的社会组织；“家庭革命”一词则并非严谨学术概念，而是用来指涉变化之深刻的修辞。相关社会学研究指出，经过百年演变，中国家庭的现状已可归结为：微小、易碎、残缺。还可以观察到，现代家庭从“双向哺育”的模式变成了“恩往下流”的单向结构。在此论断之下，赵教授又援引了大量现实案例，说明了现代中国家庭的无意义、无规和无凝聚力等令人担忧的特征。由此引出关键问题：如何重建中国家庭伦理？赵教授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传统家庭观念并从中汲取养分。其中关键在于重建儒家家庭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第二部分中，赵法生教授接着详细分析了儒家家庭伦理的形上基础，其中包含中国人的家庭哲学、家庭之成立和伦理的形上依据。赵教授首先从《易传》中的家哲学思想出发，说明家庭本于乾坤阴阳之道，重点强调其核心在于建立一套“感通”的形而上学，而非寻常理解中强调等级秩序的形而上学。赵教授首先指出，“乾坤”“阴阳”是《易传》中的核心概念。如孔子就曾评价过，“乾坤，其《易》之门耶？”在这里，“乾”指阳物；“坤”指阴物。阴阳合德，才能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对“乾坤”“阴阳”赋予了众多内涵，其中有阳刚阴柔，男刚女柔的思想，而在阴阳感通的基础上，先秦儒家认为“男女二气交感而有家室”。赵教授进一步分析了这样的家庭所遵循的伦理特征。首先，《易传》中有“男下女”一说，意味着男性在家庭中要尊重女性。其次，《易传》重视“正位”思想，如《彖传》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表明这种家庭推崇家庭成员各正其位，各尽其分的伦理追求。最后，赵教授特别强调《易传》的核心旨趣为“和”的思想。这不仅意味着家庭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和谐，而且意味着相比于“礼”的价值，儒家更推崇“乐”的价值。此外，赵教授还提及了《易传》家哲学中推崇“彼此相诚”“谦虚待人”等伦理主张。

在第三部分，赵教授重点分析了儒家家庭伦理的精神。赵教授特别指出，传统的孝道只是儒家伦理的规范，而不能代表儒家伦理的精神。上述两个维度的未能明显区分，使得我们至今在辨认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主张上仍有困难。那么，何谓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赵教授总结了这几个方面：其一，恩义兼顾，以恩掩义。《六德》中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的讲法，这表明在家庭内部，恩情重于道义，而非道义重于恩情。这一点与社会中的伦理规范有所差异。其二，互以对方为重。这一点体现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在利益当前之时展现出一种利他性。其三，家道是相对而成，绝对而尽。家中遇到分歧，先秦儒家强调修身为本，反求诸己而已，不轻易委过于对方。其四，伦理情意重，向上之心强。赵教授借用梁漱溟的判断，指明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重视情感，并可以发挥出人格塑造和培育的重要功能。最后，道重于理。与西方的“讲理”模式不同，中国传统家道的优点在于“讲道”胜于“讲理”。“理”强调论辩，而“道”关乎实践。这一特点能够有效避免现代家庭缺乏凝聚力，丧失和气的问题。

在第四部分，赵教授指出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内在矛盾：两种家国同构的差异。赵教授首先认为，儒家很难否认家国同构说。如，“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孝与慈，不仅是家庭内部的原则，也是国家内部治理的原则。但是，赵教授认为，儒家的家国同构说，要旨在于“家国同构又异则”。这是说，虽然二者在宗法意义上同构，但先秦儒家明确意识到，家毕竟不能等同于国，因为家庭是基于真正的血缘关系，而国并非如此。赵教授再次强调了“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的说法，表明儒家在基于道德理想主义而主张家国同构的同时，也潜涵着对于家国异则的认知。这为家庭和社会实行不同原则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儒家的德政中之所以不乏“家国同构”的表述，主要来自对只讲权力和规则的社会之弊病的自觉。赵老师指出，在儒家看来，政治权力要想避免过于冷漠和僵化，还必须辅之以温情脉脉的教化。但是，赵教授同样强调，儒家之后的发展呈现出对此思想的某种异化，其代表即“三纲”的提出。“三纲”经过法家黄老的洗礼，在汉代被董仲舒提出，已经把传统的家庭伦理政治化，成为一种法家式的“家国同构”。赵教授认为，第二种家国同构在近代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与第一种家国同构构成了潜在的冲突。

最后，赵法生教授讨论了近代为国毁家思潮及其影响。赵教授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为国破家”论，虽然主张家庭革命，一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但是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其一，片面否定家庭，忽视了家庭对人的积极意义，丧失了理性中道；其二，对两种不同的家国同构思想缺乏认知鉴别，不仅误认了传统思想中的积极要素，而且错误地将家庭革命当作是社会政治革命的进程。其三，混淆了家庭伦理法则与国家政治法则，将二者简单对立，导致片面以政治原则判断家庭原则。其四，对家庭伦理有破无立，缺乏建设性的成果。最后，赵教授总结道，今天家庭面临亲情流失、意义缺失的问题，要想解决，要同时超越两种家国同构的模式，走向家国分开的新模式。在群己权界边界清晰的意义上，重建意义世界，使得其现代社会有效衔接，改善近代家庭革命的各种弊端。

（主持人：田海平教授）

田海平教授总结道，赵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既有思想史梳理，也有翔实的案例分析。赵老师的报告敏锐地捕捉了现代中国家庭具有碎片化、脆弱化以及“恩往下流”的特点，折射出更广阔的现代社会所普遍面临的危机。“儒学如何回家”在此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关键在于理解儒家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需要观念史的考察。以“家国同构”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双向成全”到“单向支配”的不同结构，的确揭示了现代家庭危机的根源。在问题解决方面，赵教授提出的方案是“群己界分”，非常具有建设意义。

（与谈人：李祥俊教授）

李祥俊教授点评道，对于“家哲学”这个概念，首先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为把“家”当作哲学概念，进行哲学分析；其二为把“家”上升到一种哲学，即“家”就是哲学。可能第二个层面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其次，我们需要思考一般意义上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这要求思考其效果和边界。最后，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儒家家庭理想能否回应这些问题，是否需要转变，以及这些转变从何处着手，由谁来着手，都需要更进一步地讨论。

（与评人：李涛副教授）

李涛副教授则提出了一些追问。其一，如果强调“和”的精神，是否需要关联到具体的政治秩序安排？然而，在自上而下的统治结构中体现“和”，是否不如一种“轮番而治”的政治？其二，强调“孝”的价值是否会导致一种父亲的绝对权力？虽然开明的家长制在历史上也存在过，但是一种不开明的家长制是否潜藏在这一伦理价值之中？儒家家庭能否摆脱滑向糟糕的权力结构的资源？它是否还需要其他价值的补充？最后，提升“仁”的价值，是否也潜藏着一种危险？“仁”如果超过了“礼”的约束，是否会因其过于抽象而走向一种“仁教”，从而造成某种扭曲？

赵法生教授感谢了主持人和两位与谈人的精彩分享，并做出如下回应：儒家的确强调“双向成全”的家庭理念，这是非常到位的总结。关于如何处理儒家伦理和现代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前提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尊重个体的基本权利。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安顿家庭。但是我们不能把公民权利和一切的家庭伦理和家庭关系对立起来。当前问题解决的关键依赖于在法治国家基础上把丢失的意义的再次寻得，这是解决的正道。关于“家哲学”的概念的两个区分也非常到位。家哲学到底是“家的哲学”那还是“家之上”的哲学的确是亟待回答的学术问题。家庭对我们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关于“家庭理想化状态能否寻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在现代性困扰的大背景下得到理解。关于“和”，儒家的确将之建立在等级秩序之上，在这一点上，应当承认儒家有其局限性。对于“孝道”的质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儒家对孝道的推崇不是无条件的。“孝”不是单向地付出，它同样要求上对下的尊敬和回馈。至于“仁”与“礼”的关系，确实存在争议。现代新儒家有过分推崇“仁”而忽视“礼”的倾向，或许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是确认“礼”作为基本前提的必要性，但要时刻留意防止其违背人格。此外，礼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仁则成为其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内在机制。

在各位老师点评之后，同学们也相继提出了问题，并与赵教授进行了讨论交流。现场气氛亲切而热烈。讲座最后，田海平教授对整场讲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赵教授能够把哲学思考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贯通实践和理论，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家”哲学的第十讲，赵教授的报告带给我们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启示我们要时刻谨记直面现象、直面现实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