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学术讲座第八期——“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道德发展研究院院长樊和平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海平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戴茂堂教授、王楷教授担任与谈人，吴向东院长全程参与。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共有200余人参加。

（主讲人：樊和平教授）

在此次讲座中，樊和平教授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现代文明形态中的家庭和国家关系问题。他认为，家庭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启示。

讲座伊始，樊和平教授指出，家国关系问题与人类现代文明和人的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家庭是人类文明的“达尔文尾巴”，具有真正的普世伦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家庭都是最具对话价值的，而国家则是文明的话语与标识。中华文明是与“country”或“united states”迥然不同的“国—家”文明。西方文明的伦理世界内在是黑格尔所揭示的“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伦理世界是“家国情怀”。

在序言“文明的魅惑与永远的难题”部分，樊和平教授提到“国—家”一体的文明形态具有两大难题：家国伦理贯通和家国伦理公正。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我们要使用何种话语：伦理、政治还是文明？“正义”还是“公正”？“正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公正是伦理之公与道德之正的统一，公正是伦理和道德的统一实体。首先，樊和平教授强调了家庭在国家文明中的地位因中西文明的差异而大不相同，这同样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明形态、文明气质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其次，强调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伦理公正问题的深刻重要性，并提出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方法。最后，提到了在不同背景下讨论正义公正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及在讨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点。

在第一部分“两种文明路向与两大文明形态”部分，樊和平教授主要讲述了如何看待家庭国家和文明的关系。西方的“country”概念等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概念。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接受导致了近代以来对传统家国关系和国家观念的批判。樊和平教授认为，家庭和国家不仅是一种伦理实体，更是代表着两种文明路向和两种文明形态。同时，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亦不容忽视：轴心时代的话语就是西方中心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中国的国家概念的价值自然大打折扣，按西方的理论路径，家国分离是其特征，而中国则是期待一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我们应该反思并尊重中国的文明，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东方”。此外，他还提到，国家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其创造性转化，这是我们在原始社会中所经历的智慧。国家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它成功转化了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所形成的血缘智慧，中国的国家文明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创造性地在家庭基础上发展国家建设。

樊和平教授重点分析了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樊老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怀是人之有道，终极救赎则是教育人伦。伦与道是轴心时代的两个最崇高的概念。儒家强调家国一体，认为国家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追求无为而治的理念；法家则重视法治，认为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文明体系，而在其中儒家的贡献更为突出。儒家的独特贡献在于完成了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理论构想，而这种理论构想从一种文明路径通过自觉建构形成了一种文明形态，它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家国一体之上形成了“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独特文化设计，但这种文明同样带来了家国之间的伦理公正问题。家国一体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以伦理为本位”“以伦理组织社会”“以道德代宗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伦理精神形态”。结合梁漱溟先生的论断，樊和平教授强调，中华文化以人为本、以家国伦理为社会的基础。他认为中国文化成功的原因在于这种伦理形态与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相匹配。他强调要将民族与国家地位区分开来，并在文化对话和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注意意义和价值观的转化。

在第二部分“‘悲怆情愫’与‘家—国情怀’：两种伦理世界”中，樊和平教授首先对黑格尔的“家—国”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樊和平教授认为，黑格尔将家庭和民族作为两大伦理实体，这两大伦理实体代表了两大规律：神的规律和人的规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被阐释为天伦和人伦）。黑格尔认为，在人类世界中，家国作为两种伦理规律相互作用、相互过渡，形成了一个充满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的行为既有道德责任，也有义务承担。樊和平教授强调，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清晰地呈现了民族国家城邦文明的基因，以及这种基因中蕴含的伦理世界中的悲怆情愫。所谓悲怆情愫就是由于家国的独立分离，每一个个体的行动或出于家庭成员的身份，或出于民族公民的身份而导致的身份认知割裂之痛苦。

樊和平教授认为，不同于黑格尔的伦理建构、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实现了“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伦理世界的贯通，并基于这种贯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明设计。孟子在这种贯通中做了突出贡献。孟子将人际关系归纳出五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同时强调孝道的地位。孝道就是对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格化的父母的生命的永恒与不朽的承认和承诺。此外，樊老师还提到了中国传统国家伦理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基于家庭的伦理关系所延伸出的“国”的伦理意识使得家国两个实体不可分离。樊和平教授指出，中国传统的男女关系作为家国之间相互过渡的关系具有一种伦理紧张，中国传统伦理对男女关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紧张。但这种“紧张”却不同于黑格尔所述的悲怆情愫，而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亲情。樊老师肯定了黑格尔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探讨，强调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过渡是通过男人和女人实现的，中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所实现的“天下一家”具有一种伦理世界的喜剧式亲和，是无“悲怆”的伦理世界的理想构建。

之后，樊和平教授考察了作为伦理世界“原素”的家庭与国家，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及其背后的伦理精神。他认为中西方有着相同的家庭精神，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家庭概念中更加具有一种一体性。黑格尔认为，家庭关系不仅仅是一种作为情感关系的爱的关系，其伦理本质是个人的行为以家庭整体为现实性和内容。正因如此，家庭给予人的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坚韧的伦理上的训练，只有完成了这一训练伦理才是可能的，因为其中蕴含的是个人超越自身的个体性存在而成为“家庭成员”，“家庭成员”意味着个体的行为只有从家庭这一实体出发才具有现实性。所以，黑格尔所规定的家庭三要素——代际关系、婚姻关系和作为前两者现实性的共同财产仍然具有宝贵的理论意义。

对于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樊和平教授认为家庭和民族之间的过渡是男女关系，而家庭和国家这两大伦理实体之间的过渡则是群众。群众既需求个别性又需求实体性，在个体和实体两个维度群众都具有可能性。而“爱国主义”是群众的一种政治情绪，在中国“爱国主义”是以一种伦理情绪为基础的。由此则形成了西方的“country”和中国的“祖国”这两种国家理性。樊老师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家国情怀”观念是爱国主义最有力的情感支撑。“家国情怀”是“国家”文明的伦理条件，而其基础则是“家国一体”的伦理世界与伦理精神。在道德上，这种家国情怀表现为“忠孝一体，移孝作忠”，在伦理上则表现为“人我一体，忠恕之道”。中国式的家国情怀不仅是家的情怀，也不仅是国的情怀，而是“家-国”一体的情怀。

在第三部分“家国伦理公正的文明智慧”中，樊和平教授重点回答了“家国之间的伦理公正如何建构，家国伦理公正的文明智慧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樊老师首先提到，家是日常的归宿和港湾，家庭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习惯和日常智慧。其次，家庭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家庭成为个人“如影随形”的背影，是人的生存论转化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再次，各个民族的节日，节日是一种文化建构与集体记忆、同时也是一种伦理演绎与伦理操练，无论是春节、中秋还是中元，都是家人的共同伦理演绎。最后，樊和平教授强调了家国伦理中的个体归宿——死亡。死亡在中国，不同于西方是宗教事件，而是伦理事件，生属于国家而死属于家庭。

樊和平教授认为，虽然家国伦理中包含着如上宝贵的智慧，但家国伦理仍旧存在着棘手的文明难题，即家庭本身巨大的伦理魅力与其潜藏的文明风险。一方面，家庭使得文明带有了伦理的温度，它使得文明脱离冰冷造物的维度而富有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家庭使得社会形成了伦理的天堑，它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先天地带有巨大的个体差异。从更现实的层面上，家国一体还潜藏着“以家为国”的腐败可能。以上问题背后的症结在于天伦和人伦两大规律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压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绘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民族作为人的规律发誓要让整个民族团结成一个人，而要达成这一目的的条件就是让所有人去喝一汪“遗忘的泉水”，也就是抛弃自身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它的至公正，正是它的至不公正，它的胜利正是它的失败”，最终只会招致家庭的反抗。基于此樊和平教授强调，一方面，伦理公正使得家国相互过渡，相互成就；另一方面，伦理对立则使得家国相互僭越，边界消失。面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价值让渡、价值妥协还是文明大智慧？樊老师认为，价值让渡就是从生存场域划分个人的家国身份，价值妥协则是从生存历程划分个人的家国身份，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实际上解决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文明大智慧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之后，樊和平教授讨论了“国—家”文明的伦理两难与伦理智慧。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现实世界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提供了三大智慧，即作为日常伦理的“移孝作忠”、作为非常伦理的“精忠报国”和“亲亲相隐”。两种非常伦理实际上对应了家庭和国家的两种非常冲突：当国家遇到危难时是否牺牲家庭？当家人触犯公法时是否予以隐瞒？其背后则是“非常”难题：伦理公正，到底“公”在哪里，如何才“正”？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重视“家—国”伦理公正的中国文化智慧。樊和平教授认为，人类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黑格尔那里道德同主客观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展开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体层面上的理和欲的关系问题，即道德和主观自然的关系问题；另一个则是个体和整体层面上的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即道德和客观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最终形而上学化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由此来看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不仅仅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更是个体和实体、个体至善和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即公正问题。同时樊和平教授也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历史难题：中国传统伦理的家国一体为什么既培养了无数仁人志士又在一代代地维护专制统治？樊和平教授分析了古今中外的伦理观念变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和国家关系问题，探讨了家庭与国家文明公正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现和发展。最后强调了家庭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在第四部分“‘家—国’伦理公正与中华现代文明”中，樊和平教授承接前文，探讨了家国伦理公正和现代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樊老师从革命时代、建设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三个不同的历史划分入手进行分析，提到了不同时代的背景，以及我国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这三大时代的核心问题就是家庭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同时，他还谈到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改革举措，如农村集体化、人民公社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国伦理公正问题的回应，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总的来说，家国伦理公正问题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始终，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文明脉络。同时，家国伦理公正问题也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形式，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在“现代化的‘家—国’伦理基因”中，樊和平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其课题组从2007年开始历时十五年的社会调查结果。在四次全国调查中，群众最担忧的三大问题仍然是腐败不能根治、贫富不均和分配不公。其背后依旧是家庭和国家的伦理公正问题。樊和平教授指出，从中国的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家国伦理公正问题始终贯穿其中。而我们要带着何种现代化的家国伦理基因走向现代化？对于这一问题，樊老师通过历年调查数据的科学分析，首先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新时代群众最重视的五种人伦关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在历次调查中都以同样的排序稳居前三伦，其后则是“朋友、个人与国家”，可见五伦关系在新时代既有传统性继承又有时代性变化。其次，樊老师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家庭的伦理忧患的谱系，其中2017年的调查中代际关系问题最受重视，而2022年夫妻婚姻关系问题最受关注，其背后则反映了家庭伦理承载能力的问题。之后，樊和平教授又展示了新冠疫情下伦理实体意识的变化，随着新冠疫情的开始、蔓延和结束，“身—家—国—天下”的伦理实体关系顺序在这一过程中被清晰呈现。对于“亲亲相隐”的时代表达，绝大多数人选择不告发（或劝其自首但不告发）。最后又为家国伦理拿出了最有力的数据佐证，即信任的伦理谱系：数据显示，现代中国人最信任的是家人（83%），其次是朋友（75%），再次是邻居（73%）。根据以上诸多可靠数据，樊和平教授指出，虽然我们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具有了很多现代性基因，但中国传统的伦理基因依旧不可磨灭，只是有了现代的气息。

最后，樊和平教授对“‘家—国’伦理公正与中华文明的未来”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家国一体的文明形态能否进行下去，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处理家庭与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樊老师认为，西方对于“中国是一个‘国家体’还是‘文明体’”的疑问在根本上没有站在中国立场，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既非“国家体”亦非“文明体”，而是“天下体”。我们今天文明的难题不是在家庭也不是在国家，而是在家国伦理公正问题。樊和平教授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超越“公正”的“国—家”文明智慧，塑造国家情怀的现代形态，即一种家国伦理贯通和家国伦理公正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华伦理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创造“国家”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樊和平教授的讲座结束后，线上线下回应十分热烈。与谈阶段，田海平教授、戴茂堂教授、王楷教授分别与樊和平教授进行了交流。

田海平教授感谢了樊和平教授带来的学术盛宴，赞同樊和平教授对现实文明演进的分析和对于家庭伦理所做的调查工作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同时指出“家国伦理公正”概念对于我们解决当下现实的伦理难题的重要性。

戴茂堂教授认为，樊和平教授的研究凸显了理论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要从理论上建构，更要关注社会的现实需求。同时也肯定了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的重要性。家国一体的思想是中国文明的最基本规律，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放到国家视域下来谈。同时，也将樊和平教授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上与邓晓芒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比较，认为邓晓芒更多地强调了家庭的自由和无意识性，以及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国家机构的建立，樊和平教授则将国家和家庭看作是不断上升的过程，认为这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这两位老师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但都认为拿黑格尔与儒家思想比较具有重要性。

王楷教授认为樊和平教授的研究着眼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张力问题，结合了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对于孝道、忠诚等价值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形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此外，还谈到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王楷教授认为，家国关系既是一种现实取向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并且同文明的发展和伦理理论的演变密切联系，因此在处理家国关系问题时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形态中伦理向度和政治向度的张力。王楷教授认为对于“移孝作忠”应当首先对其价值属性有所判断，即它是作为一种必然取向还是可能路径需要进一步讨论，其次要对其中的“孝”和“忠”的价值属性有所判断。

樊和平教授感谢了几位与谈人的精彩点评。樊和平教授认为，之所以要在国家视域下来探讨家国一体的伦理公正问题，是因为家国一体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建构、就是走向文明的一种方式，而从一种现代性话语和文明形态上而言它就是国家。国在价值上比家处在更优先的地位，这种优先地位背后蕴藏着一种现代性和文明合理性的表达。因此，作为一种文明合理性取向和一种现代性表达，要在国家视域下谈论家国伦理公正。樊和平教授认为，黑格尔那里的市民社会是作为一种思辨性过渡而存在的，它作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不仅制造经济上的贫困更制造了精神上的贫困，因此，将市民社会看作是具有必然性的合理状态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并且，由于黑格尔将国家作为一个伦理实体来考察，因此他无法直接给出“应当怎样”的价值指向，而只能给出“是怎样”的价值认识。对于黑格尔的理论要有选择地批判性吸收。樊和平教授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哲学思辨、叙事和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历史性地发生；二是历史性地传承；三是现实性的生命存在。因此，对民众的倾向的关注不应该比对文献的关注少，因此传统的心理状态和现实的调查都是有必要的，用历史的方法、现实的方法、学术的方法来批判和建设才是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宗旨。之后，樊和平教授还探讨了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即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等问题。

会议最后，田海平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田海平教授指出，樊老师的报告中凸显了构建美好世界的意义，把历史、现实、理论说通始终是人文科学工作者的使命，而樊老师报告中提到了历史的梳理、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以及家国情怀的当代视角都是对这一使命的最好诠释。樊和平教授以生活化的方式回应了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体现了对生活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进一步思考家哲学和家伦理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供稿：葛中传

供图：葛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