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爱智园学术沙龙邀请我校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瞿旭彤博士，进行了题为“巴特与康德：以巴特的宗教批判为例”的讲座。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B805举行，由李绍猛副教授主持，刘鑫博士评论。此外，二十余位来自校内外的本、硕、博同学和其他人士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这次讲座中，瞿老师主要跟大家分享了他计划写作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巴特与康德》的一些基本思路，并且试着以巴特宗教批判为例作一初步的具体说明。亦即通过考察巴特对康德的接受与批判，重新审视卡尔·巴特本人如何在借鉴康德的同时又穿过或超越了康德。

讲座首先从对巴特的一般介绍展开。瞿老师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作为神学家的巴特来自于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宗传统，其影响超出德语基督教界，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界都有广泛影响。不仅如此，作为重要的神学思想家，巴特甚至被天主教教宗庇护十二世称作“阿奎那以来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的思想也在哲学界受到了很多重视。无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对巴特思想的激赏，还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借助巴特思想对“他者”概念的发展，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使得巴特可能和康德联系起来的第一个理由，在于康德本人的宗教思想。瞿老师指出，康德出生于热忱的虔敬派家庭，而且至大学为止一直受到新教虔敬派的教育。即使康德后来刻意与教会的宗教生活保持距离，但其理性批判的框架并未否定神学，反而对现代神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现代神学摆脱了古典经验主义的束缚，并且维护了宗教信念的合理性。因此，是否有可能把康德理解为“更高级的虔敬派”，是否可以把康德的道德哲学理解为一种基督教信仰的现代表达，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当然，这并非对康德思想的宗教维度研究，而是以神学和宗教角度重新诠释康德思想的尝试。

 这一尝试，在我们把握巴特思想的过程中更能看到其必要性。在巴特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康德哲学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巴特本人的评论，还是其档案馆的康德藏书，这些传记性的事实都值得在思想层面得到重视。而且，考虑到巴特三十年代的主要论断：“一贯的理性自主论、对启示的耍弄、人性的界限”等命题，我们毫无疑问可能看到康德哲学的影响。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或者贬低康德的影响，或者强调新康德主义对巴特的影响。瞿老师则沿着美国巴特学者Bruce McCormack的路径，认为巴特神学有两个前提：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一方面是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沿着这两个前提，瞿老师试图说明，巴特不仅仅如McCormack所说的是一名康德主义者，而更应该是一名后康德主义者：“巴特一方面接受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试图重构一种后现代的，具有实质神学内容的形而上学”。

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瞿老师提出了此书的工作假设，即巴特的神学可以借助他对康德神学-哲学的批判性吸收来解读，但一解读必须借助于一种后现代式的对亚里士多德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兴。由此，此书的核心问题并非康德和巴特的比较研究或者影响研究，而是关注巴特思想不同时期对康德的诠释，从而考察巴特自身思想的特质和发展。康德对巴特最大的影响，简言之可以理解为对人和上帝界限的确立，即一种变形的理性界限论。由此出发，巴特拒绝阿奎那式的类比（同比）方案，强调人的理性无法把握上帝。但与此同时，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巴特强调认识对象本身的主动性，故而不是人的理性如何建构信仰的客体，而是信仰对象的自我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正如McCormack所说，巴特试图穿过康德，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进一步，瞿老师又指出这一体系本身的后现代特性，集中体现在其对“潜能”、“新”、“差异”、“在路上”等概念的使用上。至于此项关注和研究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历史-生成的、以及哲学-神学的，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巴特本人的康德阅读史和诠释史来发掘其思想和文本的生成过程，同时在哲学和神学的方法下针对一些具体的重要问题集中进行阐释。

在讲座的最后，瞿老师举例展示了一个论证的片段，即康德对“扬弃”（Aufhebung）概念的使用。康德并非限制或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相反，应当理解为，康德扬弃知识，为的是能够向信仰得到空间。以类比的方式，瞿老师给出了自己对巴特宗教批判的诠释，即“扬弃宗教，从而向上帝的启示和信仰得到空间”。从此，我们可以管窥巴特神学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借鉴与挪用。

最后，李绍猛老师和刘鑫老师分别对讲座提出了精彩的评议和专业的问题，同学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问题。瞿老师一一加以回应，并表示此书还在准备阶段，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问题和与讨论无疑有助于澄清某些模糊和有待澄清的问题。而与会的同学也表示学到了很多关于巴特的思想，以及对康德解读的不同可能性。在热烈的掌声中，此次学术沙龙完满结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郑旭东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