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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
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
顺利举行
11月18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京师中哲名家论坛暨“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该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以“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内地与海外视角的对照与呼应”为主题,紧扣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发表高见。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主任、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兼副主席、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国际儒联副主席安乐哲(Roger T.Ames)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刘笑敢主持,并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倪培民一同做出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研究员、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祥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罗传芳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杨春梅教授、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赵法生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共十位特邀嘉宾就主题演讲的内容进行提问与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韦蔚出席了论坛。
本次论坛分主旨演讲和主题讨论两部分进行。刘笑敢教授对两位主讲学者进行了简单介绍后,演讲正式开始。
首先,杜维明教授发表了题为“精神人文主义: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的演讲,他表示“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综合而整全的人文主义,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以界定人类繁荣昌盛的最高体现。它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的融会贯通;第二,个人与社群之间健康的互动,社群包括家庭、邻里、村镇、城市、省份、国家、世界以及更广;第三,人类与自然之间持久的和谐,自然包括动物世界、植物、树木、岩石、山脉、河流、空气等等;第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他表示自2013年以来,国内逐渐就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一项有着很大局限性的发展指标达成一种共识,认为除经济因素之外,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因素也必须纳入整体发展战略之中;并指出这一宽广的视野有利于我们思考、创新,并促使我们思考中国能够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信息?这一文化信息是否是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必须追求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但这一道路不可以是中国专属的。中国即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也无法承受国族主义带来的后果。中国应当践行世界主义与精神人文主义的文化理想,与时俱进,从善如流。
接下来,安乐哲教授发表了题为“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对称:当代汉学面临的挑战”的演讲,指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旷日持久的不对称关系。当我们走进一家中国的书店或图书馆,几乎所有代表西方文化的典籍,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都能找到翻译质量很高的书籍。年轻活跃、求知若渴的中国读者群,是推动这种书籍出版的持久动力。相反,走进一家西方书店或者图书馆,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的书都很难找到。令我感到尴尬的是,没有人要求改变这个不对称的现象。安乐哲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经典的英文翻译是由传教士们完成的,通过他们的基督教徒的眼光,中国经典文本变成一种二流的基督教的思想的载体。其次,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欧美教育制度体制——大学、学院及其课程,都被一股脑儿引进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东亚文化。这个过程的文化交流以单向输入为主。最后,安乐哲先生提出:我们该怎样应对把儒家文化全盘抛弃、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挑战?一个“东西方交融的现代化”又该是什么样?我们怎样书写对我们当今时代的评价?怎样奉献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儒学以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紧迫问题?
倪培民教授在点评时指出,本次论坛作为“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仪式请的不是道家而是两位儒家学者,这预示一种开放性。说明道家研究中心将不止是一个研究道家文化的中心,也是道家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佛家,乃至于国际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传统之间进行对话的一种中心。他认为两位主讲者的演讲有三点共同之处:一、他们都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或儒家传统放到历史乃至全球的时空坐标上来看;二、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能够为世界做出什么贡献的这个方面;三、这种贡献不只是局限于哲学,而是面向整个人文、精神文明,乃至于整个世界未来的方向。
倪教授进而认为当今中国哲学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成为世界哲学立法的参与者,以及考虑为世界做贡献。不以西方标准定义中国哲学的规范,不仅要以西释中,还要以中释中,以中释西。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来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西方学术所面临的问题,进而帮助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克服它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将得到新的生命。
倪教授还提出我们要思考如何满足大众精神的渴求?如何建立我们的精神性?这是两位主讲都关注到的问题。杜先生强调要有一个超越性的共同的天的层面,而安先生则强调中西的区别和内在性,不主张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体制。
刘教授发现杜教授在三十多年中有两次发出空谷足音。在批判儒家的热潮尚未降温的80年代,杜先生就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这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当前弘扬儒家成为全国性热潮时,杜先生又强调儒家应该有自省或自我批判精神。这又是空谷足音:一方面弥足珍贵,另一方面应者寥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针对当前的儒学热,刘教授追问这种热潮是一个高潮还是一个常态?我们曾经有批判儒家的高潮,现在又有了弘扬儒家的高潮。如果是高潮的话,就一定会有消退期,那么高潮过后会怎么样?
关于安先生的演讲开始提到要重视“实用主义”,刘教授补充说,“实用主义”是pragmatism的翻译,但这个翻译在中文中有很强的贬义。所以有人翻译为“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其实,提出这种理论的美国哲学先驱们为自己的哲学就有不同命名。刘教授认为,安教授似乎要用社群主义、过程哲学、或实验主义来代替或补充美国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康德哲学的传统,用儒家传统来修正和补充美国的主流文化。这似乎是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警觉或批评。
杜先生在回应中说,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现在的大潮流,把握这个机遇是我们的责任。所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走向、儒家发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这个潮流。他认为不能因为儒学在中国扎根了很长的时间,不能因为它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因为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经历了很多批判仍然还活着,就必须让大家都接受,对哲学的问题必须经过自我反思,不经过反思、不经过批判、不经过诠释,它就没有生命力。
安先生赞同儒学的自我批判的意识,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批评性的、进步性的、进化性的儒学,我们不要昨天的儒学。儒学是要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活的儒学。同时,安先生也赞成用“实验主义”代替“实用主义”的说法,并认为“实验主义”对“自由主义”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评论结束后论坛进入嘉宾讨论环节。十个讨论嘉宾发表对主讲人的回应。主讲人也在中间和最后做了回应。
梁涛教授肯定儒学处在高潮,并且需要反省、反思、自我批判。他认为这种反思通过儒道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实现。儒家的核心是仁义,道家的核心是自然。仁义需要自然来补充,自然也需要仁义来丰富。因此他建议,学界可以就仁义与自然,进行儒道之间的对话。
陈霞研究员认为两位发言人共同关注的精神性问题,可以从道家之自然与道的角度做一点回应。对道的认定本身就带有一个信仰的维度,道没有意志,不主宰万物的命运,反而下降自己的高度,来跟随万物。因此它在宗教的层面上提供了一个特别独特的造物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指引、主宰、安排、指挥,而是来顺应万物。她认为这一点是对人文主义的补充。
罗传芳研究员认为杜先生提出的精神性人文主义是对几百年以来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主义、物质主义的一个反拨和修正。但我们处在现代、前现代、后代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代,如果我们用后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当前前现代的社会问题,就会有一个错位。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把别人的后现代的问题当作我们的根本性问题,路一定要一步一步地走,跨越式的盲动是有问题的。
杨春梅教授提出,除了安乐哲先生所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称现象以外,还有一个西方知识在中国人当中似乎很普及,但中国人对西方精神文化当中的精华、核心价值的理解却很不够,这也是一种不对称现象。她也提出,我们应该思考官方行为对于学术教育发展的过多的指令是否必要,儒学热是否意味着真诚的信仰等问题。
赵法生副研究员提出儒学要做一点减法,即儒家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同时还要做一点加法,即与儒释道三家合并成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儒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
干春松教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中,儒学首先要应对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还是世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否有重合,如果是不重合的,哪个问题是更优先的?第二,在杜先生眼中谁更能代表对儒家的真精神理解?第三,在安先生看来,他发言中所涉及的不对称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程度,或者是经济文化、社会整体发展的程度所带来的不对称,还是因为大陆自身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缺乏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者而导致的?
韩星教授就杜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是对世俗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超越”这一点发表意见。他认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主体精神是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一方面可以把世俗的事情处理的很好,另外也可以始终保持一种中道和合。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在中间层次上把社会的维度提出来。
李景林教授认为,谈到中国哲学的方法和趋向问题,其中的趋向应该从两个不同方面去理解,一个是现在已经有的趋向,另外一个是应该有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经常是不同步的,这个不同步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的空间。李教授也提到“精神”一词,并认为在某些西方人的眼里,目前的中国人虽然有钱,但是精神方面没有建树。从这个方面来说,并不存在“儒学的高潮”。
李祥俊教授针对杜维明教授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层面提出问题:在“精神人文主义”的第一和第四部分讲精神性较多,中间部分主要讲世俗社会的人文主义,这两个部分是怎么结合的?
张曙光教授则是从杜维明教授讲的“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入手,并提出这样的设想:能不能把精神的人文理解理解成一个更加深、更加广的自然主义?他认为精神的人文并不是一味的、向上的一种超越,它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形而下的方面,这样既批判了现代化的世俗化,也批判了西方的外在超越。?
杜教授回应到,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但中国也有中国特殊的问题。他强调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必须要配合在一起讨论,但先应该了解中国现在所碰到的特殊的“燃眉之急”,因为这里面很多不是理念问题,而是政治实践甚至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对于谁是儒家,他认为真正的儒家有两个条件,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在一种公共领域里大家的互相评论。在精神世界的这个领域里,儒家有它非常丰富的资源,精神人文主义可能会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共法,不过这个共法是需要实践的,并不是完全靠理想,而这个实践的主体首先就应该是中国人。
杜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说,人的自我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应该对自己有所认识。儒家从孔子开始,确实有“为己之学”的概念,学是为了自己,为自己进行人格的培养,为自己的发展,不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甚至不是为了什么理想。“为己之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此自我建立、建立自我就会成为一个儒家必须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就是从人,即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来进行反思。我们要对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感觉到意义,对世界的认知感觉到意义,并认为与人的交往是有价值的,这里面就有着一种强烈的信念。明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学做人,或者是学以成人,这个学的本身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
安先生从切身经历出发,表达了中西方需要融合和相互借鉴。根据他的观察,美国现在有30万从中国来的学生,而中国只有1.5万从美国来的学生。美国虽然是一个很具有创造性的国家,学生也十分优秀,但学生缺少一种训练。而中国、日本的学生们不仅要上课,而且有很多训练。如果这两个不同传统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应该会有更好的结果。在最后总结时,安教授强调儒道之间有不同的想法是必然的、有益的。人类的生命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需要进行彼此的批评。我们既需要有庄子的幽默,也需要孔子的严肃。
三个小时的论坛在两位主讲人的精彩总结中落下帷幕,会场中座无虚席,座位周围站满听众,大家的兴趣和热情始终不减。这是北师大中哲名家论坛以及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启动的良好开端。举办不同规模和主题的各种论坛以及国际会议是北师大哲学学院和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常规工作。中心由刘笑敢教授担纲,章伟文、蒋丽梅、Thomas Michael 等教师参与组织工作。中心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推动道家哲学与思想的研究与交流,以及道家与儒家、佛家以及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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