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至23日，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来我院开展为期四天的系列讲座，现已成功落下帷幕。此次系列讲座主要是基于邓晓芒教授即将出版的《哲学起步》（商务印书馆，2017年11月）进行展开。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人猿之别新论、语言的起源新论、意识和精神的起源新论以及自由的起源新论。

在第一讲中，邓晓芒教授对人的本质、人的起源或者说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进行追问。他首先梳理、回顾了在人类历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最开始外形上的区分到后来提出人是“有理性的”、“社会性的”动物，但是这些都没有探讨人类是从哪里发展而来，直到后来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人本身”、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珍妮·古道等的回答才开始接触到问题的核心。在对这些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邓老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根据这一定义，就可以把所有的解释统一起来。

首先，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使得人和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正是因为人制造工具，将工具看作是自身延长的肢体，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人和自然之间实现了沟通。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将工具的范围限定为单一的个体，而是将它延伸到整个自然界，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工具，都是人身体的延长；同时，也正因为要使用和携带工具，人才能够直立行走，从而和动物区别开来。其次，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就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语言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符号。而工具是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直接性的东西，它其实也可以被看视为一种符号。这种制造和使用符号的能力，也就是人初步使用理性能力的表现，这种符号思维的产生就为语言的诞生提供了基本条件；再次，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就为人类意识和精神的起源提供根据。邓老师沿用前人对意识和精神的划分，主要分为知、情、意三部分。原始人类携带它们的工具迁徙，1）对其有一定的认识（知），2）对自己的劳动活动有强烈的目的性意识（意），3）对工具的情感意识（情）。这就使得知、情、意三者在人类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劳动过程中统一起来；最后，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包含着人类自由起源的根芽。人类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自由的，而携带工具要求人多余的体力和注意力，并且也需要克服饥饿、劳累等困难，这就需要一种想象力、或者意志力，为了一般目的的可能性，使人行为的目的性大大提高。劳动中的这种计划性，使人暂时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为将来着想。这样一种远见、预见性正是人远远高出于动物的地方。同时，既然人为了更多的感性欲望可以暂时摆脱欲望，那么就可以为了超感性的欲望摆脱感性欲望，超越感性欲望，这样自由就在劳动中萌芽。

邓老师就以“人是制作、使用、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重新解答了人猿之别、语言的起源、意识和精神的起源以及自由的起源等问题。邓老师的解答引发了大家很多的思考，在互动交流环节大家积极地提出问题，参与讨论。至此，邓晓芒哲学人类学系列讲座成功举办，顺利落下帷幕。

供稿人：张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