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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汉语哲学与神学工作坊系列讲座第10讲 “解释学与启示”顺利举办
2016年9月21日晚19:30,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汉语哲学与神学工作坊系列讲座第10讲 “解释学与启示”(Hermeneutics and Revelation)在主楼A802教室成功举办。讲座主讲人为牛津大学教授Werner G. Jeanrond,主持人为瞿旭彤副教授。
Jeanrond教授现任教于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系统神学、神学与哲学解释学、以及神学方法论,曾出版A Theology of Love (2010), Call and Response (1995),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1991) 等主要著作。
作为解释学的权威学者,Jeanrond教授就解释学与启示的内在关系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讲座内容:1、在与弗雷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的对话中思索不同宗教解释视界(horizon)的意义;2、不同宗教文本的可能解释途径;3、超验如何在宗教文本与宗教经验的解释中得以显现。Jearond教授以自己博士生阶段在芝加哥大学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相关经历开讲,进而引出如下三个问题:何种现实视界需要宗教解释的本质性问题、何种解释学可胜任神学解释的内在性问题、以及何种情势下何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解释的功能性问题。
首先,就宗教解释之视界的问题(Horizon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Jearond教授对施莱尔马赫、奥托、伊利亚德及特雷西四人的解释学观点进行了梳理。施莱尔马赫继康德之后对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进行了鲜明的区分,意识到人类主体性对解释实在(包括以非教条的方式解释宗教中的显现)的重要性。奥托论证了理解上帝时的非理性因素,即任何通往上帝的理性手段都是不足的,还需要对晦暗的精神层面保持认识,并使其与理性手段形成互补。伊利亚德传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但他脱离了奥托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辨别,转而关注神圣显现与世俗显现的对立。特雷西认为,充分的理解即是充满异质性的理解,因而他是四人当中最明确地关注解释主体之于多元解释的学者。
之后,Jearond教授深入探讨了作为行为与馈赠的超验(Transcendence: Gift and Act)。一些重要的神学家,如巴特(Karl Barth)、尼格伦(Anders Nygren)、弗莱(Hans Frei)等,都倾向于能服从特定神学解释的解释学,即用上帝解释上帝的解释学。但人类理解上帝的欲望依然值得探究,因此对于巴特而言,解释学涉及到神学的终极关切:上帝是谁?而我又是谁?可以说,在巴特那里,解释学是对启示的解释,而对于特雷西,则是对意义(signification) 的解释。巴特致力于维护上帝的神圣性;特雷西认为,超验与人类的语言和沟通有关,上帝具有一种终极的不可理解性。因此,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超验是馈赠与神恩,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惊喜。
第三,讲座内容进一步延伸到解释的功能问题,即对经验之解释的功能和对解释之经验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and of Experiencing Interpretation)。这个问题源于巴特对解释《圣经》之不同经验的关注、以及特雷西对多种宗教经验之解释的分歧。Jeanrond教授认为,重要的不仅包括何人对何种文本、仪式、传统等的解释,也包括何时出于何种用处而进行的解释。因此,他分别就解释遇到的物质性挑战和解释的不同功能进行了说明。他提出,利科(Paul Ricœur)十分认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解释之先在偏见的功能性论述,却不赞成其否认批判与自我批判地解释文本时反思方法论的必要性。利科在《时间与叙述》(Time and Narrative)一书中提出文学解释的三重方式:预塑(prefiguration)、共塑(configuration)和再塑(refiguration)。可以说,利科的解释学为对不同经验的解释与对不同解释的经历提供了一种恰切地理解这两种过程的概念框架。
在讲座的最后,在座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Jearond教授就“视界”概念、斯宾诺莎与解释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耐心且精彩的回答。本场讲座丰富而精深,尽管很多内容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在场师生的充分理解,但学术思想和态度的交流想必将激发师生们对西方解释学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更深刻地思考神学层面上重大的、乃至终极的问题。
Jeanrond教授现任教于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系统神学、神学与哲学解释学、以及神学方法论,曾出版A Theology of Love (2010), Call and Response (1995),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1991) 等主要著作。
作为解释学的权威学者,Jeanrond教授就解释学与启示的内在关系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讲座内容:1、在与弗雷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的对话中思索不同宗教解释视界(horizon)的意义;2、不同宗教文本的可能解释途径;3、超验如何在宗教文本与宗教经验的解释中得以显现。Jearond教授以自己博士生阶段在芝加哥大学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相关经历开讲,进而引出如下三个问题:何种现实视界需要宗教解释的本质性问题、何种解释学可胜任神学解释的内在性问题、以及何种情势下何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解释的功能性问题。
首先,就宗教解释之视界的问题(Horizon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Jearond教授对施莱尔马赫、奥托、伊利亚德及特雷西四人的解释学观点进行了梳理。施莱尔马赫继康德之后对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进行了鲜明的区分,意识到人类主体性对解释实在(包括以非教条的方式解释宗教中的显现)的重要性。奥托论证了理解上帝时的非理性因素,即任何通往上帝的理性手段都是不足的,还需要对晦暗的精神层面保持认识,并使其与理性手段形成互补。伊利亚德传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但他脱离了奥托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辨别,转而关注神圣显现与世俗显现的对立。特雷西认为,充分的理解即是充满异质性的理解,因而他是四人当中最明确地关注解释主体之于多元解释的学者。
之后,Jearond教授深入探讨了作为行为与馈赠的超验(Transcendence: Gift and Act)。一些重要的神学家,如巴特(Karl Barth)、尼格伦(Anders Nygren)、弗莱(Hans Frei)等,都倾向于能服从特定神学解释的解释学,即用上帝解释上帝的解释学。但人类理解上帝的欲望依然值得探究,因此对于巴特而言,解释学涉及到神学的终极关切:上帝是谁?而我又是谁?可以说,在巴特那里,解释学是对启示的解释,而对于特雷西,则是对意义(signification) 的解释。巴特致力于维护上帝的神圣性;特雷西认为,超验与人类的语言和沟通有关,上帝具有一种终极的不可理解性。因此,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超验是馈赠与神恩,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惊喜。
第三,讲座内容进一步延伸到解释的功能问题,即对经验之解释的功能和对解释之经验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and of Experiencing Interpretation)。这个问题源于巴特对解释《圣经》之不同经验的关注、以及特雷西对多种宗教经验之解释的分歧。Jeanrond教授认为,重要的不仅包括何人对何种文本、仪式、传统等的解释,也包括何时出于何种用处而进行的解释。因此,他分别就解释遇到的物质性挑战和解释的不同功能进行了说明。他提出,利科(Paul Ricœur)十分认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解释之先在偏见的功能性论述,却不赞成其否认批判与自我批判地解释文本时反思方法论的必要性。利科在《时间与叙述》(Time and Narrative)一书中提出文学解释的三重方式:预塑(prefiguration)、共塑(configuration)和再塑(refiguration)。可以说,利科的解释学为对不同经验的解释与对不同解释的经历提供了一种恰切地理解这两种过程的概念框架。
在讲座的最后,在座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Jearond教授就“视界”概念、斯宾诺莎与解释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耐心且精彩的回答。本场讲座丰富而精深,尽管很多内容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在场师生的充分理解,但学术思想和态度的交流想必将激发师生们对西方解释学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更深刻地思考神学层面上重大的、乃至终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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