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7日，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以及我院联合主办的“美学与家国：中国美学高层论坛”，在京师学堂成功举办。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向东，我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刘成纪教授、严春友教授、黄文杰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赵汀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法，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城市设计学院特聘教授陈望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与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王柯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牛宏宝，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碧辉，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韩德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胡继华等来自全国10余所高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学生以及美学艺术爱好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旨在推动中国美学研究的范式变革，并在更宏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为美学寻找新的定位。

 

 

会议开始由我院院长吴向东教授作会议致辞，吴向东院长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与会专家和嘉宾对我院师资情况和发展现状作了简要介绍，并对此次论坛的主题和内容作了扼要的阐述。会议共分三节，分别由徐碧辉、徐辉、黄文杰三位老师主持，每一节设有主题演讲、评议和讨论三个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艺术的本意”演讲中谈到，艺术虽属有形之事，其意却不在形而下，而在形而之上维度，即高于形的精神维度。凡是值得尊敬的存在都具有精神性。艺术必须有能力把事物精神化，使事物成为值得尊敬的存在。中国礼乐之本皆为得天之道，艺术是人与存在的本真通达关系，在艺术态度中，人不以知识或经济的“对象”去对待事物，意识在“通灵状态”中与存在的精神性同处一个维度。他提出，以礼待人，以乐待物，乐山乐水，是人对待万物的伦理原则，同时也是美学原则。赵汀阳认为，天下概念提供了一种经验尺度，一个具有无限变化和无限延伸性的时空一体化尺度。成为经验尺度的天下不仅是世界，也是与人心共在的活物。心中有天下，经验就与天下共尺度。他由此提出：中国诗词书画不仅是时间性的展开，同时也是空间性的展开；山水画不仅是空间性的建构，同时也暗含时间性的动态焦点。传统中国山水画里的世界不是心外的“对象”，而是心在其中的家园。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在评议环节中，首先对赵汀阳研究员的基本思路作了概括。第一，提出本源性艺术概念。本源性艺术概念可以概括成两点：道德与艺术互通的状态；人与事物互敬；第二，自律的艺术。他认为赵汀阳研究员把形式主义美学等当作对艺术本源的偏离。审美自律、艺术自律是现代艺术根深蒂固的观念，无利害的愉悦只是自律的方面，不是全部。实际上，康德的第三批判还有更深刻内容，后康德时代形成一个新的倾向，即强调艺术的精神维度。第三，参与式艺术。他认为赵汀阳研究员对当代艺术的定位非常精准。思考当代艺术，要联系当代艺术的思想背景。艺术与生活都是未完成的，两者只有结合到一起才能重塑艺术的本质。其次，陈剑澜研究员还对中国山水的空间与时间问题的思考作了一些补充。近几十年来比较流行的关于中西艺术的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区别的比较，在他看来意义不大。中国山水画根本就没有视觉艺术的概念，我们也看，但看是与“夺”联系起来的，“夺物象而取其真”，在“实”与“华”之间取得意义。中国艺术绝不仅仅在视觉感受上来说，而是在意义的展开上来说。对于中国传统的深入发掘，从中能够发掘出关于艺术的新的认识模式，是我们挖掘中国话语可为的模式。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法在“从中国之美的起源看美学成型于政治”的演讲中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从斤到钺：劳动工具为美之源，只有在政治中升华为美，并由政治扩大到天道；第二，以礼成美：精致之物，豆、玉、鼓只有在政治的神圣化中方为美；第三，文巫一体：中国之美由圣人核心而来，圣人构成美的核心，由圣人核心而展开的“文”构成中国之美的基本结构；第四，从中国经验看应当怎样研究美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章启群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张法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中国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入点比原来美学史的范式要好。以前的西化严重。自宗白华开始，范式上逐渐转了过来。同时，他认为研究中国美学，要从中国人的美感形态切入，要从器物切入，而我们现代人说的美感形态是从魏晋时期奠定的，一直影响到现代。魏晋时期，中国艺术出现自觉，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东西独立出来，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这与今天的题目看似相反方向，但是也是能够联系的。因为即使是有很重大的转折，但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一直没有变，这个思想延续到当代，中国的美学为什么一直跟政治缠绕在一起。主要是文以载道的思想一以贯之。不只是统治者，文人的学者内心也有这个线。但是文人内心有挣扎，艺术与政治无法切割，正是在挣扎的变奏中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望衡教授在“中国美学的‘家—国’概念”指出，家国是世界上诸民族共有的意识，不同民族的家国意识是不一样的。在中华民族，家国意识实际强调的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组成家、国，所以说家国本质上也是血缘关系。中国的家国意识，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而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国家。黄帝时代的国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实际就是以夫妻关系为本位的国家制。三五个氏族公社就构成一个部落，部落联盟就组成一个国家，黄帝因此不仅是国君，也是祖先，也就是说，集祖先和国君于一体。家国始于史前，先秦儒家都是伦理学家，他们界定家庭伦理都是国家伦理的基础，国家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扩大版，既忠君孝父。中国的“家”概念影响广泛深远，其中于美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美的观念源于家，家的概念涉及审美意识的建构，中国美学审美范畴来自对家庭生活的审美品评，然后走向社会，走向国家，爱家与爱国具有一体性，从审美家庭到审美天下等。“民胞物与”的观念将审美扩大到中国之外，有扩大到自然天地，前者体现为天下为公、天下和平的重要观念；后者体现为物人一家，生态和谐的观念。

 

韩德民教授在评议中对陈望衡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了和补充。第一，主要是强调在家和国关系上，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有自己的特色。学术界有过很多的讨论，从追求家和国的对应性来说，中西有共通的地方。但在家国共通性上，中西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把血缘关系转化为一种政治关系。第二，强调重视家的概念，对中国这样一个审美意识审美范畴的建立，发挥着特殊的影响。中国人的天地世界总体渗透了血缘关系家国的气质，很多审美概念的范畴都和家庭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成纪教授在题为“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的主题演讲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领域最值得注意的变化，莫过于打破了西方现代启蒙史观的桎梏，使美学从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和人生问题，向国家制度、时空经验等宏大命题展开。这种变化为从美学角度解析中国传统政治礼仪制度、国家乃至天下观念提供了可能性，并因此使中国美学研究展现出新的样貌。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朝廷模式、制度形态、美学与政治、美学与加过关系的讨论，均离不开这一学术范式转换的背景。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自周公制礼作乐始，关于美和艺术的制度性建构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层设计，并生成一种“美治主义”色彩浓郁的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政治性，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化。美不仅为现实政治涂上诗意的光晕，而且代表着国家制度设计的价值。 在当代社会，这种由美孕育的国风，对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余开亮副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刘成纪教授的发言立意高远，最后得到一个审美之国，审美共同体，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审美乌托邦，而这主要源于他对中国美学研究视角的转换。现代性的美学，重新试图回归到美学本身，试图建构这样一个结论。他的想法为我们对中国美学的看法带来了新的启示，我们认为是劣势的在刘成纪教授的建构下成为优势。我们过去的美学，纠缠于道德，这是我们的劣势，按照刘老师的历史的视角，这反而是我们的优势，这有助于我们走出哲学的困境，为美学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的思维和意识不但不落后，反而是超现代的，在我们当代更具有建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柯平在题为“城邦诗教与爱美欲求”主题发言中谈到，古希腊人崇尚的“派德雅”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化成”理想。通常，“派德雅”的有效实施，有赖于善治的城邦；善治的城邦，有赖于良好的公民德行；而良好的公民德行，则离不开正确的教育。按照柏拉图的设想，城邦诗教是正确教育实践的基础，是培养公民德行的关键。诚如《会饮篇》中美的阶梯喻说所示，这种诗教以爱美为导向，自下而上，不断拓展，从审美层经由伦理层与政治层而达哲学层，其过程如同登梯一样。这一过程，亦如朝圣，在爱美欲求的驱动下，下学上达，逐步登顶。由此观之，这一过程，既伴随着审美判断，更意味着目的论判断；既涉及审美教育，更关乎以美获智、以美养善和以美求真的多维追求；最终，它旨在实现人之为人的至高境界、成就完善的公民德行、享有幸福善好的生活。因此，在神性本体论与政治工具论的意义上，这一过程体现出柏拉图式“派德雅观”的理想蓝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胡继华在评议中补充到，《会饮篇》阶梯喻说，那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对美的追求，美和真的关系，在柏拉图、孟子、孔子、老子中像是一回事。美是神性在人身上留下的一丝神性的火花。柏拉图让人重新回忆起这种神性的火花，人要向着神性进发。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杰在“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的发言中指出，自1516 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以来，乌托邦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由于中国社会种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乌托邦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机制均有其特殊性。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呈现出分裂的现象，表达形式分别为宏大叙事的“红色乌托邦”和以“乡愁 理念”为基本内容的“情感乌托邦”，亦可称为“乡愁乌托邦”。“乡愁乌托邦”以中国文化中“回旋性回归”为基本的审美表达机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从1905 年李叔同创作的《送别》，到 2016 年毕赣导演的电影《路边野餐》都体现并达了这种中国式乌托邦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牛宏宝在评议中指出，王杰教授的发言在理论上始终在尝试着方法论上的自洽。关于乌托邦宏大叙事的构想，这种构想就是建构在甲午海战之后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将问题置于这个结构之下来讨论乌托邦的出现。在此意义上，我是赞成的。其次，王杰教授力图在此结构中陈述中国美学在经历过这一百多年之后中国的审美性方式出现的新的方式。在此构架下，企图在此背景下，把乌托邦和乡愁的文化结合起来，他对于乡愁乌托邦的界定，有他自身的考量。但是，乌托邦是描绘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现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发掘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

 

该论坛是近年来少见的一次美学盛会，在可容纳50余人的会议室内涌进了近百位参与者，大家济济一堂，或坐或站，可谓盛况空前。在所有的主题发言和评议环节结束后，严春友教授作了总评，刘成纪教授对此次论坛作了最后总结，至此“美学与家国：中国美学高层论坛”圆满结束。

 

哲学学院新闻工作室 王召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