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意识、特质和能力的自觉与自持。没有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就不可能在历史中持续生存、演化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自在向自觉的逐渐清晰的过程。历史上，中国就有王朝兴衰的起起落落，但中华文化的根脉从未中断，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凤凰涅槃般的复兴与繁荣。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存在，也确证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创造性活力。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或明或暗的持续打压、抹黑和抑制中，中华文明仍然冲破各种艰难险阻而不断成长、发展，并傲然挺立于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这标识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　文化主体性　世界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一切都依赖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只有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加以认识和规定。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议题，必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和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之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其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

塑造、延续和发展的

所谓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意识、特质和能力的认同与坚守。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影响和挑战时，冲破各种艰难险阻，保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的自主性和连贯性的自觉与自持。

从本源的角度说，文化主体性内涵在一个民族文化创造活动的过程中。从本质上看，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不在于其生理条件所规定的自然蛮力，而在于进化过程中积累获得的一系列文化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漫长岁月中依靠适应自然发展出的由符号语言和抽象思维所构架起来的观念性理解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能够让人类通过共享的观念获得远远超出其他动物的组织能力，而且可以将在生产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复杂知识代际传递下去。正是人类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能力，才让人类出现了文化差异。这是因为，人类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时需要作出不同的反应，自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生产样式的差异，生产样式的差异又影响到文化样态的形成、延续和发展。

尽管西方有些人幻想借助全球化大潮使全世界都被改造成西方的文化样态，并先后依靠船坚炮利、经贸规则制定和价值观传播来尝试实现这一意图，但是现实的世界仍然充满多样性元素，而没有被哪一种文化样态所统一。正如艾森斯塔特指出的：“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此外，超出了现代性最初前提的深远变化，也一直在西方社会中发生。”他甚至认为，“即使在西方文明——无论怎样定义——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西方资本主义也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等等。这证明，不同民族的发展是这个民族自身文化活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个民族内部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对未来的构想。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显然，每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仍然在起着作用。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发展历史，但是文化主体性的强弱和表现形态不尽相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需要有以下一些前提条件提供支撑。一是独特的语言文字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语言文字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工具，不同的语言文字往往形塑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以汉语言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字体系为基础的，这一基础是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二是独特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和生产生活环境都可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二者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在漫长岁月中不断互动，形塑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差异性特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既与汉语言文字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开展生产生活的独特性实践活动相关。比如，认识问题时往往是先从整体出发，而后延伸到部分；注意更加平衡地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如“阴”与“阳”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等等。三是独特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在整个民族文化中具有日用而不觉的普遍性。例如，尽管中国人民有着与全世界共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但是在理解这些价值时仍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中国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珍视自由，但是往往平衡地理解自由与秩序，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认为秩序优先于自由。又如，中国人民非常重视个人正当权利的获得与实现，但又往往注意其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并且在很多时候认为义务优先于权利。再如，中国人民不是不重视个体的价值，但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福祉，在很多时候认为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四是独特的经典著作体系。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的客体化呈现。它们在被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需要以具有持久延续性的经典著作作为载体，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记录了这个民族共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历史经验、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见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尤其是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独一无二、一以贯之的丰富、完整、系统的经典著作体系中，如《易经》《论语》《尚书》《道德经》《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传习录》等思想经典，《春秋》《史记》《汉书》等史学经典，以及《诗经》《离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经典。所有这些经典著作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深层基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保有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前面所说的这些前提条件，其实都表征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文化主体性，要看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文化之间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如果不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拥有整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以看到，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帝国，如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其内部各组成部分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加上它们之间交流融合得不够充分，最终这些帝国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其解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差异，有时差异反而是整个民族文化活力的体现；而是说这种差异性与一致性相比是处于第二位的，一致性是完全可以超越差异性的。当今世界上许多民族内部都存在不只一种文化，各种文化之间也都具有各种差异，但这种差异往往处于次要的位置。但是，在白人政权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作为荷兰殖民者后裔的阿非利卡文化与作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文化之间处于明显的对立冲突状态，这种差异性与一致性相比已经不是处于次要地位，而是处于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显然很难拥有文化主体性，其体制也不可能长期延续。此外，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文化主体性，要看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是否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始终变动不居，那么很难说它具有文化主体性。例如，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中，由于殖民者带来的病菌影响以及军事征服，原有的文化已经崩溃，而新的文化还在生成变化之中，这个时期很难谈到文化主体性问题。实际上，伴随着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其文化主体性才开始觉醒和发展。最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文化主体性，还要看它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具有持续性。比如，苏美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后来都被其他文明所征服，没有延续下来，就很难说这些民族具有文化主体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韧性。显然，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著的稳定性、坚韧的持续性，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从而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不过，一个民族具有文化主体性和自觉意识到这种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性的不同存在状态。其中，被自觉意识到的文化主体性，属于“自觉的文化主体性”；而在被自觉意识到之前，这种文化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自在的文化主体性”。实际上，自觉的文化主体性恰恰是在多种民族文化相遇——无论是交往还是碰撞——过程中才能够形成的。一个民族只有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反复互动，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互动，才能认清自身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对自身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可以设想，在各民族相对孤立发展的远古时代，许多民族是缺乏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认识的。比如，古埃及人曾一度认为只有埃及人才是人，而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人；古希腊人则认为只有希腊有文明，而其他不说希腊语的外邦人都是野蛮人。显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认识到自身与其他民族的共性的基础上实现的，否则只是把其他民族看作不同的物种，而不是具有个性差异的同一物种。事实上，只有意识到人类的普遍性，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民族的特殊性或者说主体性。中华民族就是最初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与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等交流、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化也是在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而且也正因如此，很早就有了某种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当然，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一方面仍然是片面的或地域性的，与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还不是完全重合的；另一方面也仍然没有达到被真正清晰认知的地步，因为当时的文化意识还是笼罩在“天下”之下，认为只有华夏才有真正的文化。但是，即使是这种片面且懵懂的文化主体性自觉，也支撑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彪炳史册的灿烂文明。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就能够比较自觉地坚守和传承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艺术形式等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受到外部文化冲击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往时，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和独立的判断选择能力。

二、当代中国的发展既确证了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存在，

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今天我们讲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前面讲的文化主体性仍然有区别。如果说古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在自身文化远远领先于周边民族文化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则是在西方强势文化或明或暗的持续打压、抹黑和抑制中不断成长而傲然挺立起来的。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也有王朝兴衰。其中，有时候还是周边少数民族因被中原地区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所吸引而入主中原，使得朝代更替。但即使统治集团更换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主体性也从来没有动摇过。然而，16世纪以来，伴随大航海和殖民运动，西方文化不断崛起与扩张。经过17世纪自然科学的兴起、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初西方文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支配性文化，在西方人眼里，甚至世界上的各民族可以截然分为两类，即文明（西方）的民族与野蛮（非西方）的民族。由此，“东方—西方”或“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就形成了。西方人傲慢地认为，其他民族都是白人的负担，西方人有责任或权力统治整个世界。虽然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西方殖民势力有所式微，但“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模式仍然占据重要位置，直到21世纪仍然没有被彻底扫除。甚至在今天，连西方一些看起来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也认为：“所有现存的文明，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等的，在最近两百年中都已成为西欧文明的边缘。……‘西欧文明已扩展至整个地球’，甚至‘西欧文明现已囊括了所有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应该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自持，而且必须追求自身文化的复兴。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始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以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目前，即使对中国抱有偏见的人，也很难否认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春节的国际化到遍及全球的舞龙舞狮，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之魔童闹海》，从Deepseek到人形机器人，无不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创造性活力和巨大影响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历史性拓展，让“西方中心论”失去了根据，让“西方文化优越论”失去了理据，摆在它们面前的只能是土崩瓦解的结局。

近代以来，中国曾因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是即使如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只是暂时被遏制、被遮蔽而已，从来没有被外力从根本上铲除。经过10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持续巩固并不断激发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当代中国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彰显；同时，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孕育、支撑着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情况不同，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原住民在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侵略时没能很好地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是因为它们当时的文化发展仍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甚至还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西方殖民者直接将西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范式强加给了原住民。原住民除了继续保持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的习惯性文化之外，不得不按照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有形文化而生存。肯尼亚著名学者马兹鲁伊不无悲伤地指出：“非洲社会在文化上并不是最接近西方的，但在20世纪，这块大陆却是非西方世界中西化速度最快的。”非洲迅速西化的原因何在呢？归根结底就是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遭遇西方殖民者入侵时，还没有产生有文字的文明。“欧洲语言是非洲从西方世界得到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同样，这些欧洲语言对非洲的影响比对其他任何一个亚洲殖民地都要深远。甚至连非洲国家的身份认同也与他们是否讲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语言有一些关联。”与此同时，西方还将其宗教信仰一并传递给非洲，“基督教的福音……也阻止他们抵抗殖民主义”。类似的情况在拉丁美洲也存在。拉丁美洲土著在接受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的文化信仰，使得自身的文化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由此可见，亚洲近几十年的崛起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即使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但原有的语言文字、道德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范式和价值观念仍然存在着。尽管西方文化对原有的文化传统有所压制、有所扭曲，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环境和条件，原有的文化很快就会复苏，文化主体性也就得到体现。比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最先复兴的是“汉字文明圈”，除了中国大陆之外，还有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其中的文化关联是非常明显的。

而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具有延续发展的韧性。即使在西方列强的觊觎之下，中国仍然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艰难地维护了国家领土的相对完整。这除了得益于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品格外，显然也应该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的这种气概、决心和能力，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生发的。一句话，即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没有被彻底消解，而只是被暂时抑制。一旦条件成熟，这种文化主体性就会如凤凰涅槃般觉醒。

当然，仅仅有文化独特性还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还必须有历史主动性。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不同的实践活动造就不同的历史。而文化主体性与历史主动性之间有着紧密的辩证关系。例如，近代中国曾经被欧洲人视为一头睡狮，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活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创造了根本性条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使中华民族又一次获得了历史主动性，掌握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同时，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彰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显然，人类独特的能力之一在于其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观念性理解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表现为文化。文化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只有先进的理念才能激发文化的活力，才能彰显文化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古老的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现代化征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使这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在共同的文化旗帜下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础。

三、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标识着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

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当今世界，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蓬勃发展，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文化创造力的迸发，中国人民又一次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之上。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当今时代的自觉与彰显，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彰显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藩篱。西方借助殖民掠夺和军事优势成为全球性支配力量，又通过西方文化也就是现代化文化的叙事，将西方文化塑造成为支配世界的强势文化。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自殖民活动兴起以来，西方形成了某种文化优越的心态，“认为帝国征服和统治世界的优越力量来源于其优越的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优越心态尽管不像过去那样直白，“然而，西方对于道德优越感心照不宣而非公开明言的表达仍然存在。它表现在坚信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优于其他人的价值观和制度，并且为了他们的利益，可以甚或应当将其强加给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不惜武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广泛传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造成一定冲击。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导致文化自信缺失。这种文化自信心的不足和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内在的拦路虎。只有打破这个心理魔障，才能轻装上阵，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彰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向作用，正是一个明证。

其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彰显为全球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参照。按照西方的叙事结构，西方文化是唯一一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其他文化都是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抛弃的“未开化的”或“停滞的”文化。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不仅没有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反而使之焕发了无限生机，展现了势不可挡的创造力。这充分说明，走向现代化没有必要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相反，自身的文化传统是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不可放弃的出发点。现实中，有些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最终只能使自身陷于依附状态，从而彻底失去文化主体性，也彻底失去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显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是使自身的文化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昭示着，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抄照搬西方的文化模式，而应使自身文化传统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元素被改造，使之实现现代转换。这样不仅不会使自身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断代风险，而且还能激活其创造活力，助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事实证明，自主者才能自立，自立者才能自强。失去或放弃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最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彰显还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作为方法论的西方文化，其实质是把本来特殊的、地域性的西方文化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文化形式。这种认知必然抹杀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与之相反，作为方法论的中国文化，其实质是认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这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按照中国文化的认知，世界各民族文化应该采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态度。显然，确证特殊性的认知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而否定特殊性、多样性的认知才是真正特殊的、狭隘的。霍布斯鲍姆晚年就提出：“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来组织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以及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神话。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样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掠夺式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其中以“和合”为特征的价值观，强调和气、和谐、和睦、和平，体现在人际关系、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不仅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增添了独特的色彩，也为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可行的原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