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9点30分，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主办、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会协办的学术讲座——“右翼民粹主义、西方政治极化及其潜在的政治哲学逻辑”顺利举办。作为“西马百年回眸 京师系列讲座”的第十九讲，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周穗明研究员担任主讲人，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林德山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聂智琪副教授担任学术评论人。讲座采取线下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主会场在主楼A807教室举行，共有三千五百人线上参与，现场气氛活跃，讨论热烈。

一、     讲座综述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周凡教授对周穗明研究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周穗明研究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周穗明研究员首先对讲座题目进行了解读，周穗明老师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即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极化、两种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本次讲座分为三个部分：（1）右翼民粹主义与西方政治极化；（2）西方政治极化背后的价值观对立及其政治哲学逻辑；（3）西方政治极化的现状、走向及其启示。

（一）右翼民粹主义与西方政治极化

周穗明老师首先对第一个问题，即右翼民粹主义与西方政治极化进行讲解。当代右翼民粹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让－马里·勒庞开始，至今终成气候。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当时两大黑天鹅事件，标志着西方从2016年正式进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元年。在特朗普胜选的强烈的推动下，到目前为止，西方政治整体沦陷于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很可能成为一个持续多年的长期政治现象。周穗明老师接着讲解了这一现象形成原因，即西方长期的结构性危机与全球化引发的三个新因素。

周穗明老师认为西方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后工业社会中有一系列危机，首先是产业结构变动引发的劳动危机，大批劳动者结构性失业；第二是经济停滞、税源不足导致的福利国家危机；第三是工业化和世界工业化浪潮引发的生态危机；第四是政策失灵引起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第五是社会基础变动、新社会主义运动导致的政党政治危机；第六是民众政治认同感丧失导致的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针对结构性危机，英美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率先推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解决方案。西方世界在1990年代全球化的全盛时期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红利，这在短期掩盖了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危机。但自21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结构性危机再次全面爆发。针对结构性危机全面爆发、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主流的现象，周穗明老师提出全球化时代促成右翼民粹主义大潮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和重组引发的外部冲击。这里主要指全球化后西方在产业转移、空心化中受损，西方国家一直没有从2008年全球化经济危机的中恢复过来。第二个因素是西欧国家内部形成了新的两极分化。第三个因素是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失灵。这三大因素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说明了右翼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合理性。

周穗明老师认为不同的民粹主义具有共同特点，即平民性，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所领导和倡导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粹主义缺乏普遍的核心价值，不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和主导诉求，不同民粹主义背后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支撑。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借壳上市，本质上是西方右翼民主主义潮流推动的一场政治极化。周穗明老师对右翼民粹主义煽动下西方政治极化进行评估，认为如今西方各国都是民粹泛滥，左右翼民粹极端对立，各国民间社会政治领域都分裂成了两大极化阵营。

（二）西方政治极化背后的价值观对立及其政治哲学逻辑

周穗明老师认为极化政治的背后是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和价值观的冲突，是美国和西方基本民情中固有矛盾的发展，美国目前已经发生了这种价值观的对立和断裂。周穗明老师指出谈论这个问题会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政治群体。首先，政治极化两端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对立，是自由主义的内部关系；同时也是左翼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领域转向和右翼自由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法论利用。这两个层面的政治哲学问题关系到西方依赖何种政治伦理来治理国家、凝聚共识，周穗明老师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明白右翼自由主义如何利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法论，成功地将其身份政治用于右翼民粹的身份政治。

周穗明老师首先讲述政治极化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内部的分化与对立问题。自由主义始终是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立国之本，极化政治表明主流的意识形态概念发生了冲突，价值观内部出现了根本问题。从哲学上看，是两种自由主义之争，即坚持罗尔斯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与坚持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争。两派政治上的左右政治路线之争，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内部之争。但是，周穗明老师也指出这两种新自由主义之争并不必然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化。那为什么现在会导致政治极化？理论转折在何处？周穗明老师指出从一般的Neo liberalism发展到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极化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尤其是身份政治构成了其中的主体环节，左翼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转向构成了其中的中介。

周穗明老师接着讲述了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化主义的关系，即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身份政治与政治极化。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新兴的哲学思潮，21世纪以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基于文化的身份政治取代了基于经济的阶级政治，成为西方解释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全球事物发展的主要概念。西方右翼将身份政治之类的概念接过来，将左翼为少数人种、移民、难民、妇女和 LGBT等各边缘群体争取平等和尊严的主题转变并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将其核心使命确认为拯救西方传统种族，尤其是“老白穷”。由此，右翼民粹主义者瓦解了传统左翼的社会基础，把基于传统种族身份的右翼身份政治变成了推行政治极化的工具。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多元文化主义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最大恶果，并最终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溢出了一系列政治负效应。多元文化主义曾是极左的政治正确教条僵化、极端化的理论基础，其身份政治的方法论为当下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周穗明老师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被右翼民粹主义沿用并转化为当下极化政治的催化剂，是因为其本身至少存在两个隐含着政治极化基因的重大缺陷，即去中心化和多元群体至上理念，并对这两个理论缺陷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两个理论缺陷是导致身份政治理论走向激进化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极端平等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极化政治的重要理论根源，西方国家要走出极化政治的困境，就必须检讨和批判多元文化主义。

（三）西方政治极化的现状、走向及其启示

21世纪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狂潮的原因极其复杂，其中多元文化主义助力了西方政治极化现象的形成，右翼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的局面是西方遇到的真问题，。周穗明老师认为西方需要一场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其内部的价值观冲突。

周穗明老师简述了多元化主义恶性发展的政治负效应，包括（1）塑造和动员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挑动极化政治纷争；（2）打造了右翼民粹主义领袖反精英、反建制的英雄人设，以非理性、草根性和极端性的政治行为肆意破坏了西方民主建制和政治规则；（3）破坏了社会团结，激化了族群矛盾，撕裂了民间社会，瓦解了社会基础；（4）毒化了媒体和舆论环境，致使媒体失去社会公器本色，沦为党争工具；（5）利用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传统西方社会阶层对贫富两极分化的不满，虚构西方国家的“受害者”身份，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把西方国家引向政治极度不确定的未来。

接着，周穗明老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走向进行概述，认为就其政治影响而言， 多元文化主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行进：（1）以极左对抗极右，以强化“政治正确”对抗右翼民粹主义( 反之亦然)；（2）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在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重新检讨并修正以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激进化失误，尝试在政治上对极化政治斩草除根。在谈到多元文化主义与西方政治极化的启示时，周穗明老师强调，我们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在理论上我们要批判极端平等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过度的文化解读，强调多元语义的统一，维护启蒙以来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成果，确立未来话语建构主导的原则、拒斥历史虚无主义。

二、     评议环节

林德山教授提到周穗明老师从思想文化的意义上去反思制度设计背后的规范和逻辑给人启发，林德山教授对自由主义文化问题的本身是右翼极化政治的原因这一观点表示认同。林德山教授对民主政治的核心的逻辑进行了展开，民主政治中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没有矛盾、没有极化，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学会共存，问题是如何从何从制度上去消解极化。林德山教授认为周穗明老师的讲座对为什么会导致现在的现象这一问题很有启发性，并进一步提出“多元文化领域中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如何传导到政治上，通过政治极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一问题。

聂智琪老师讲述了对几个问题的理解。在如何理解多元文化主义这一问题上，聂智琪老师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悖论在于其诉诸于本质主义的论证方式，因此其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系相当复杂。对于如何回应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这一问题，聂智琪老师赞同回到启蒙运动的普遍性的平等的理念，传统的自由主义框架在应对上是有问题的。聂智琪老师还认为，除了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民主本身的问题也是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民主在西方演进的阶段导致民粹主义的出现，是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民主结构的背景的问题。最后，聂智琪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民粹与民主中到底什么是人民？

最后，现场师生进行提问互动，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