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4“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国-家的修辞性”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马天俊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海平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聂智琪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马天俊教授围绕他关于“国-家的修辞性”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学术讲座。讲座伊始，马天俊老师表明国家具有很多性质，而本次讲座主要围绕国家的修辞性质进行讨论，通过对诸如“利维坦”等插图中人群密集形象的举例和诠释，老师首先引入了对“国家”概念内涵及其语言性的讨论。关于国家的语言性，老师风趣地以“萝卜”作为对比，认为国家不是东西，比萝卜难琢磨，因为国家不是自然感性活动的对象，缺乏良好的直观性，不能“看”不能“拿”，如若我们想形成对国家的把握，就需要以语言环境为补充。所以，人们对国家有理解从而有行动，以言语为必要条件。国家如果也有其存在和作为，也以言语为必要条件。这可以称为国家的内在的语言性。与萝卜不同，国家本身就是言语的产物。世上国家多种多样，汉语中的“国家”与例如英语的country、state、nation、commonwealth等含义上相通却不相同，这些英语词汇彼此也不相同。由于不存在言语之外的“国家”能够衡量言语中的种种名目之合适与否，研究国家问题首先就需要厘清名目。这样做并不充分，但它是必要的。“国-家”是用辞修成的，分析其中具体的修辞机制，乃是哲学修辞批评要做的一项工作。

随后，马天俊老师基于文本阐释了他对“修辞”的理解。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文言》）这是比较早使用“修辞”一词的经典文献，我们现在也约定俗成地以“修辞”来译英语中的“rhetoric”一词。君子如何进德修业？忠信以进德，修辞以立诚居业，这是君子该做的两个方面。关于君子，老师提示到我们今天使用“君子”往往是在比较广泛的含义上，而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语境当中，君子指的不是一般人，因为在彼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语境中，普通人是不值得说、也不必叮嘱的。而在此君子指的是有身份的人，才成为了君子。另外，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也有诸多关于“修辞”的讨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特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54a，罗念生译文）马天俊老师表示其在讨论中也更多是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的意义上来使用“修辞”的概念。另外，罗建生先生曾说，所谓“修辞术”，指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的艺术。老师强调，罗建生先生的定义中修辞包括了立论和修饰词句两个方面。相比于我们如今日常生活中对修辞的使用相对弱化了“立论”的方面，而集中于“修饰词句”的方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立论”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成分，主张一个论点，或者为自己辩护，或者指控别人，这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城邦生活。所以，立论是修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含义，而马天俊老师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使用“修辞”，包括所谓“修辞立其诚”中，修辞也显然也是一个公开的、公共的言说活动。

进而，马天俊老师论述了他关于“国家的修辞性”的基本观点与依据。首先，在“国-家”中，我们对于“家”的实感要强于对“国”的感觉，“国-家”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人的福祉首要在于天然官能的活动和满足，即眼、耳、鼻、舌等天然官能，它们的活动也就维持了我们的生命。无论一个事物或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真实，最后也还需要降到感性的层次上来加以确认。即使对于人的生活来讲，高远的东西还有很多，可是如果和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最基础、最自然的层次依然是人的感性活动层面。天然官能造就人的感性，感性活动是真伪、利害的试金石。因而，对于“家”而言，人们通常都很有感觉，因为人们的活动很多都以家为起点，或者说人们的活动首先就撑起了、参与了一个家。我们对家很有实感，我们的天然官能与家相匹配得较好，但是对于“国”而言，天然官能就不容易企及了。因为“国”的感性、直观性较弱，不易把握，“天下”较之于“国”则要更大，往往人们对“天下”更是麻木不仁、缺乏实感。这种“国”与“家”的感性相关性差异也使得“国-家”具有内在紧张关系。

实际上，先秦时代的“家”也比今天人们的“家”还要大（大夫之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这里的“家”不同于当代这种由一对夫妇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而是针对具有身份地位的人而言的，大的家庭家族。但这种大规模的“家”依然是可以直观把握的感性对象，家族成员常年生活在一起，彼此有反复的交往，形成一定的伦理和习俗，还都保持着相当的小群体的亲切感，“家”并不遥远。但是到“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马天俊老师认为，“国-家”重在“国”，而不在“家”。“国家”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对象，我们其实缺乏对其的适当感觉。而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汉语中约定俗成地将“国”与“家”连在一起使用，称为“国家”，但在其他语言中关于“国家”的表达例如city、state、country等词汇，在用语的构造上来讲并不明显地包含“家”的要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的“国家”重在于“国”，其和“家”有密切的关联但其重点不在于“家”。

进而，马天俊老师提出，“国”要从这个“家”中抽取（即抽象）可用要素以建构自身。这不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是一个修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类比和隐喻发挥着内在的建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家”实际上就是“家-国”。国家的重点在国，但是因为有家的要素，家又是亲切的，所以由家来建构国，这个过程老师称之为“抽象”。我们会从“家”这个我们有实感的对象、活动场地中抽取选择若干性质要素等等，用它来建构我们缺乏实感的“国”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机制倒过来形成了“家-国”。

另一方面，“国”在从“家”汲取资源建构自身的同时，“国”反过来又需要压“家”、破“家”，乃至把人打散为原子化的个体，以造就垄断性的认同和服从，这里面充满暖昧和冲突。缺乏感性的“国家”本身还是需要感性的，否则它就是纸房子、纸老虎。于是“国家通过仪式、象征、寓言来创造“类-感性”，这不完全是修辞工作，但可以说处处充斥着修辞。关于“类-感性”，老师说明这种使用意在强调一种模拟的、再造的，一定的可感性。正是因为国和家之间实际上会有内在的紧张关系，人会被打散为原子化的个体并且产生很多的冲突和矛盾，才需要来自于“家”的感性在构建中使“国”变得更加亲切、更加实在，这是很必要的，也会动用各种创造性。庆典、行刑、纪念碑、国旗、国歌等都起着打造“类-感性”的作用。“类-感性”的力度有时候会压倒真正的感性。国家感性由国家修辞教化而成。“国”及“家”都是群，它里面或下面是一个个的人，人们的感性官能及活动的满足往往会被教化被塑造，但不能根本上被替代。真感性不可能被“类-感性”替代，这也是坚硬的事实。对家国的有关评价也要以一个个的人为参照来看待。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马天俊老师列举了一些实际例子加以分析。第一个例子是《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经典论述由正及反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反推即平天下就要治好国，要治好国就要齐好家，要齐家就要首先修身乃至正心诚意等；在正向的论述中以修身为本，向上生长为齐家（大户之家），齐家后国就有了基础，然后天下之平，其顺序是从一种切身性向远处走去，最远的比国还要大，是天下。那么在这里，“国”的概念是由什么东西来充斥的？所谓“天下”在先秦就已经是非常庞大广阔的对象，在“国”和“天下”治理的时候，从何切入？老师强调这个由小及大的顺序非常重要，“修身”其实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齐家”和“治国”明显在是在众多人中发生的，有秩序有关系的复杂行动。其实从切身性的个人的修身并不容易直接推演到多个人之间的复杂行动和相互关联，可以注意到一个侧面或曰路径就是由家来充实国，由齐家的艺术来充实所谓治国的艺术，这也是一个由家来建构国的样式。第二个例子是《三字经》中的“禹传子，家天下”。禹把天下传给其子，从禅让制到世袭制，天下变成了某一家的天下，按照“家”的方式来看天下、传天下，子子孙孙的传承也带有一种排他性，从“公天下”到“家天下”，那么在此“家”实际上就建构了“天下”的基本秩序。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史料中也可见以“家”来充实所谓的“国”的记载，《汉书》中就有“置酒前殿，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邦在与其父的对话中，以天下为己之家产。《三字经》虽然在《汉书》之后，但“家天下”的这种概括实际上很合乎中国古代社会历来的生活，人们形成了“家天下”的秩序或理解后，就把国、把天下当做一份产业来抢，抢到手的产业再历代传家。从这些例子中可见，历史人物他们的行为、言谈，都构成了某种传统，呈现出具有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特色的、如此系统而久远的关于“家-国”的一种理解方式。所谓的天下或国，正是为“家”所充实的，既体现在实际行为上，也体现在基本概念上。另外在内部基本秩序中也多见这类主张，儒家讲“君君臣臣父子子”，它所回答的问题就是很大的国家或天下的基本秩序应该如何规定？其下有君臣的秩序，但君臣的秩序要以什么东西为模型？如前所述，切身性有远有近，我们的天然官能以及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是最切近的活动场地，再远就需要推而广之。因而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秩序里，父子秩序要比君臣秩序更为清楚明白，正如《论语》中有若的想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把父子的关系说成是一切大业的基础。进而，国或者说天下的秩序的基本模型在君臣之前还需加一个父子，君臣父子，君君臣臣的践行或曰保持的标准就在于父父子子。这是以“家”来充实“国”的又一例证和体现。又如“天子”“高祖”“太宗”，都是用“家”的一些为人所熟悉的感性内容（子、祖、宗）来充实“国”或者天下王朝的内容，国和天下的传承或者伦理秩序也比照着家来运行。又如常用说法“祖国”，也可见其中有“家”的要素来充实，是对国家的某一种刻画。而“祖国母亲”的说法，既建构起来了“国”，同时它从“家”中抽取了某些感性成分（母亲），再造出了某种类感性，使得人们对“国”也更具有了感性、亲切。当我们对天下、对国家缺乏感觉和理解，这一类的措辞如类比或隐喻都可以起如此作用，从“家”里面抽取出一些要素，构造起来关于国的形象和家国情怀等。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直观感受中“国家情怀”是非常抽象难把握的东西，但“家国情怀”就使人从确有实感的小家延伸类比出来，明确了关于“国”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情怀。“保家卫国”“有国才有家”等说法也都是以“家”来充实“国”的构建方式，由此国或天下等庞大而抽象的对象就具有了感性，或者说就具有了一种仿佛感性的东西。

如前所述，在国与家的关系中“国”实际上反过来又会压“家”破“家”宰制“家”，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家-国”之间得到充分的联系贯通，以类感性建构和充实了“国”的内容；另一方面，在真实的国家实践国家运作中，国和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国和人的关系也非常紧张，这些现实被修辞所拆解，它本身就是修辞，因而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更具反思性的理解以及评价。一些史实材料如，《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记载商鞅的改革变法，“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将百姓以什伍为编制，使他们共担责任、利害相关，并且通过严格的连坐、告奸等制度措施对百姓进行管理，在这种强力措施下民“莫敢议令”，一心埋头耕战。这里就带有一种“强国必须弱民”的思想，如果民各自很突出，国就难以稳固强大，所以国强就要民弱，而诸如告奸、分家或倍赋等政策都是国家对于家的一种改进，避免民养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而难以治理和把控，在这个意义上，“国”是与“家”为敌的。最后老师又通过展示两幅复原的历史地图，向大家介绍了明清的城市布局及其呈现出的“国”对“家”的治理与压制，再次强调了“国-家”建构起来以后，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是一个非常和美的“政治集体”，在其内部关系上“国”和“家”相当紧张，而且国的有效运作依赖于把家看管好，使家的活动保持在一定的尺度上，便于汲取和支配。

最后马天俊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加以总结。老师一方面在汉语的意义上对国家概念进行了讨论，探究国家的一些构成成分从何而来。“国-家”在言语层面上具有一种建构过程，是用“家”来充实和建构“国”；另一方面，老师认为在这种话语传统中，实际“国-家”还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国”也反过来不断地治理“家”。也需要看到修辞与实际是共生的，一体两面都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和历史。

主持人田海平教授对讲座进行简要总结，认为对国家的讨论之于“家哲学与家伦理”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马天俊老师对“国-家的修辞性”进行了非常清晰、周密和细致的分析，非常具有启发性。通过修辞，从具有天然感性关系的“家”中如何逐渐抽取出一些东西，形成对“国”的内在建构；同时在“国-家”这样一个词语表达中，“国”反过来如何又与“家”发生关系、对家形成治理，这就有了“家-国”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在这样一个讨论背景下，实际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性的家国关系和国家关系，都具有了两面性或两个层次。其一是它作为一种实际发生的实践方式，国家事实是这样运行的。其二是国家或家国关系在修辞上，作为一个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语言，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无疑，不论是家对国的修辞过程，还是反过来国对家的压迫过程，实际上这种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国家和家的关系，尤其是在如此脉络上思考家国天下等大部分问题都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哲学话题。在2024年的“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讲座展开之际，由马天俊老师带来的第一讲讲座颇具开山性意义。

随后，与谈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聂智琪老师进行评议。在政治哲学中，家国关系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议题，马老师从修辞角度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首先，古今中外对“家”和“国”的不同想象和建构中呈现出了一种复杂性和张力。政治学讲国家概念，在将“国家”这个词语翻译成英文时使用的是state，nation，country等用词，在英文里面的确没有“国-家”这种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就体现了国家概念的张力和复杂性。尤其是马老师强调的中国这种特色政治传统与西方相比而言，表面上看国和家之间是一种极度紧密的捆绑，是“国”作为更大的一种“家”，但另一方面其实又暗含着为“国”破“家”。聂老师认为这两个向度某种意义上与西方的政治传统之间都是存在差别的，西方社会“国”与“家”没有如此紧密的捆绑关系，同时也没有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为“国”破“家”的关系，这些区别呈现出的非复杂张力是极其有趣而值得思考的。其次，聂老师也提及在家国隐喻这种复杂性的建构过程中，“国”从“家”具体抽取出什么元素的问题。家国的隐喻从古到今一直延续，“家”的概念和“国”的概念本身是很复杂的，而历史的演变也是动态的、具有其复杂性，在这样的组合下如果进一步思考，家国隐喻就呈现出了复杂的局面。我们对家的想象和抽取到底是怎样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大户之家、家长制想象？还是现代核心家庭的温馨关系？抑或同胞血缘、平等导向、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等等，对家的不同想象，其实会导致“国”对“家”进行抽取以建构自身时的不同后果。聂老师又以“祖国母亲”“阿中哥哥”等提法和语言现象为例进一步探讨了“家”“国”概念的复杂性。

而后，与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老师进行评议。李涛老师回顾了马天俊老师关于“国-家的修辞性”的主要看法，表示极其具有启发性，并针对“家-国”的修辞性与家国关系之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国或政治状态需要修辞，但这种修辞与家国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吗？家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一定是一种修辞的关系？另外，李涛老师就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修辞的定义和用途的界定进行了简要梳理，指出其与“比喻类比”之间还存有一定距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既讲真理又诉诸情感。针对家与国的关系问题，李涛老师也拓展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框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都是统治关系，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划分了三种家庭关系，以及古希腊还提倡一种官民之间的二元关系、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家国关系”也与我们今天所谈中国古代从“家”到“国”这样一个构建过程或家国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可能会带来新的理解。

马天俊老师对与谈人评议进行了简要回应。马天俊老师表示他的研究基于国家概念的复杂性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范围，目前主要以汉语的“国家”概念为核心进行分析。一些国的类型、家的类型，包括李涛老师所讲的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古希腊的国家类型等等，我们的经验应该也还可以观察到更多，马天俊老师在此尽力避免广泛的比照，而是从所援引的修辞的概念、国家的概念为切入把问题逐一深入拆解，所讨论的属于比较重要的修辞的范畴，但并不假定能够涵盖所有修辞。另外，老师同学们就诸如“祖国母亲”的用法来源等问题和现象也进行了更广泛的交流，马天俊老师表示在各种政治类型、国家类型、文化传统中对“国家”内部构造的讨论分析也都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这为该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见解。

讲座的最后，马天俊老师针对线上线下同学们的提问也进行了简要的回应和探讨，师生们均表示深有启发。田海平老师总结了本次讲座在各种不同层次上所展开的丰富内容，指出本次讲座中所触及的非常震撼和具有尖锐复杂性的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及这些独特分析下的不同展开逻辑，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推进而言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引发本次讲座一个重要目的，本系列讲座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对“家哲学与家伦理”的更加深入讨论。

本次讲座完满结束，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4年“家哲学与家伦理”系列讲座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本系列讲座将继续邀请不同研究方向与学术背景的相关专家嘉宾，为大家带来关于“家哲学与家伦理”的丰富而深刻的学术盛宴，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