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5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和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类哲学与类伦理”学术工作坊成功举办。特邀中山大学徐长福和清华大学韩立新作主题报告，并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郑州大学郦平、北京师范大学朱会晖、刘孝廷、田海平等多位学者担任与谈人，进行深度评议与讨论。

第一场工作坊题为“马克思的‘类’概念辨析”，由北京师范大学朱子建主持。

报告人徐长福开宗明义，指出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类”这一核心概念的迫切性。他从最基础的词语跨语言对译与文本细读入手，通过对马克思原著中蕴含“类”思想的典型段落进行考辩，旨在澄清其复杂多层的哲学内涵。

徐长福首先将问题锚定在生物分类学的范畴体系中。他指出，现代生物分类有一套严谨的拉丁语与英语术语系统，用以区分不同的分类层级（范畴词）和具体事物（实在词）。然而，中文传统缺乏完全对应的术语体系，这导致了翻译上的根本困难。他特别聚焦于与“类”密切相关的两个范畴词——“genus”和“species”，并追溯其希腊哲学源头“genos”和“eidos”。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二者配对使用，“eidos”（种/小类）从属于“genos”（属/大类）。徐长福提示，德译本用“Gattung”对译“genos”，而黑格尔著作的中译者普遍将“Gattung”译为“类”，这构成了中文理解的一个重要参照点。

为进一步厘清范畴的泛指与特指，徐长福引入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用法。洛克将“genera”和“species”的集合功能统归于“sort”一词。这意味着，英文“sort”起到了中文“类”字的泛指作用。通过这番纵横比较，徐长福提出了一个旨在澄清混乱的三层基础框架：用“类（sort）”统称一切层级的分类；用“属（species）”特指分类的最低层级（即小类）；用“种（genus）”特指包含“属”的上一层级（即大类）。他强调，中文“类”字在严谨的学术表述中，应严格用来对译泛指一切的“sort”，而不应用来混译特指某一层级的“genus”或“species”。因此，在讨论马克思思想时，应先确立这个一般意义上的“类”，再通过添加“大”、“小”等限定词来指称具体层级，从而实现表述的精确化。这部分详实的词源与逻辑辨析，构成了重新审视马克思“类”概念的理论基石。

在随后的与谈环节中，韩立新首先指出，费尔巴哈所使用的“Gattung”一词，其核心并非逻辑学概念，而是源自神学语境的人的普遍本质与共同体伦理属性，这为理解马克思的批判与继承提供了思想史背景。

张秀华则对比了两种“类”的理解路径，她认为高清海先生提出的“类哲学”更侧重于一种形而上的普遍性预设，用以区分人的自然性“种生命”与社会历史性“类生命”；而马克思则更多在“类本质”、“类生活”等具体、历史的实践范畴中使用“类”。

郦平进一步将问题引向中西思想的会通与实践指向，她追问墨家“兼爱”理念背后的“类”观念，与马克思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的“类”思想，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何异同。

朱会晖肯定了此项词源梳理工作对于避免概念标签化、理解翻译偏差的重要意义。

田海平的评议引发了更深层的讨论，他接连提出若干追问：在澄清“属”“种”译名后，应如何重新审视高清海先生“种生命/类生命”的著名区分？更为根本的是，人的独特之处或许正在于能主动进行“分类”这一范畴化活动，这本身是否是“类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最后，他将问题引向当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是否可能需要思考AI作为一种“类存在者”的可能性？这为经典概念带来了崭新的时代叩问。

在回应环节，徐长福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集中解答。他明确指出，高清海依托马克思著作中译本所建构的“类生命”与“种生命”二分框架，在范畴词的使用上存在根源性误解。高清海对人与动物生命差异的深刻阐发固然富有启发性，但其借以立论的“类”与“种”这一对术语，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并不是被当作分类范畴词来使用的，而是由中文翻译所造成的貌似表范畴区分的术语。因此，该理论框架的实质洞见值得重视，但其概念工具的基础有必要进行严格修正。

至此，工作坊第一场讨论在密集而富有启发的思想交流中结束。

第二场工作坊题为“‘类’概念的变革——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由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主持。

报告人韩立新首先回顾了自身研习高清海哲学的心路，指出高清海的“类哲学”不仅源于费尔巴哈，更植根于深厚的黑格尔哲学传统。他强调，1841年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重心转向“类”与“个体”的关系问题，这一转向最终推动哲学批判从宗教、天国走向尘世与法权，并为唯物史观的诞生铺设了道路。因此，以“类”概念为线索贯穿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对理解唯物史观的实质具有关键意义。

韩立新的报告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他首先分析了“类”概念问题产生的思想背景。费尔巴哈将“类”理解为从神那里取回的人的先验普遍本质，神的观念被揭示为“人的自我异化”。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将人的本质从彼岸拉回此岸，“神—人”对立便转化为“类—个体”的二元结构。如何理解并克服这一对立，成为“类哲学”的根本课题。韩立新提出，尽管黑格尔并未直接构建以“类”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但其以“精神”为核心的精神哲学实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类哲学”，因为它以精神概念取代神、追求精神与个体的统一，并系统阐述了自我异化机制。黑格尔框架由此成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共同的思想起点。

他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处理“类—个体”分裂有两种路径：一是处理“神—人”分裂的“苦恼的意识”，二是处理“伦理—个体”分裂的“人格的异化”。后者尤其重要，描述了从古希腊伦理世界到罗马法权状态下个体与共同体的分离过程。他指出，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更多承接自黑格尔的“伦理—个体”框架，而非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为克服这一分裂，黑格尔提出了“自我异化”这一概念装置，其中又区别为“精神的自我异化”与“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后者才是黑格尔的创新之处。韩立新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普遍沿袭前者，而马克思则敏锐抓住后者，并由此开辟出超越青年黑格尔派、通向唯物史观的新路径。

第二部分中，韩立新逐一评析了费尔巴哈、鲍威尔与施蒂纳试图克服“类—个体”对立的努力。费尔巴哈虽成功完成对宗教的批判，指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在解决此岸世界的“类—个体”对立时，仍陷入从“类”出发统合个体的二元论；鲍威尔试图将理性“下沉”至个体，延续的仍是“精神的自我异化”逻辑；施蒂纳则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唯一者”，试图驱逐“类”，却难以在理论上真正取消类的维度。三者均未真正克服此二元结构。

韩立新在第三部分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超越性贡献。马克思首先将出发点确立为“现实的个人”；进而，他在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中挖掘出“劳动”这一关键机制——正是通过劳动，个人得以历史性地、实践地生成其“类”本质，从而在动态过程中消解了“类—个体”的静态对立。

评议环节中，徐长福赞扬韩立新对高清海思想的理解很深入准确。他认为，费尔巴哈的“类”、马克思的“类”、高清海的“类”，主要还是“人”，但是其中也有逻辑学的内涵。费尔巴哈也是自觉地在逻辑学的基础上使用这些词语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延伸出“人”“本质”等。因此，“类”不能跟其他表示分类的词语如“种”并列起来讲。“种”和“类”的对照是一个翻译的误会，要注意范畴词和实在词的区分。徐长福高度评价高清海“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类本位”的框架，但是强调在使用中要注意“类”的用法。

刘孝廷认为，高清海的“类”概念既是历史上讨论的那个“类”，又有创新之处。他认为，我们讨论人的进程有三种进路，一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进路；二是尼采的超人进路；三是基督教的进路。对于第三种进路，重点在于把神的“位格”还给人，对于描述这样一种人，可以用“全体的人”这个新词。

张秀华指出，针对“高清海的类哲学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学界存在多元的思想与哲学理路回应。其中，韩立新的逻辑尤为清晰，他采用 “以黑解马” 的研究进路着重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继承关系而非断裂。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三项关键主张：一是理解马克思不可孤立看待，必须将其置于西方文化传统的语境中；二是需关注“类”概念在不同思想家理论体系中的同异与演变；三是回归实践来理解“类”，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旨趣。

郦平认为韩立新的报告兼具理论深度与创见：其一，重构相关思想脉络，清晰呈现“黑格尔奠基-费尔巴哈局限-马克思超越”的理论逻辑；其二，对异化的创见性区分，点明了马克思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密码——将静态的感性个人转化为动态的现实个人，以劳动实践作为类生存的根本机制，为重新理解唯物史观新范式提供重要支撑。此外，报告将思想史、概念史与唯物史原则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更有效提升了类哲学研究的理论格局。

朱会晖认为报告极为清晰地梳理了马克思如何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他就此进一步提出三个追问：其一，若劳动的动因本身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否本就蕴含于劳动之中？其二，从“类存在物”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核心命题的转变是否存在断裂性？其三，在 AI 时代，人类劳动渐被取代的背景下，人类的独特性又将体现在何处？

韩立新进行回应。首先，他认为在逻辑学上区分好“类”“种”等概念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关于两种异化，即“精神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他以“大猩猩”式的经验个体如何转变成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作解释，马克思提到了几个要素，如人类必须要通过一些活动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劳动，劳动促进了人的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中产生意识和语言等。这是马克思给出的一些条件。但是，大猩猩其实也有类似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大猩猩没有产生人类这样的“类”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对于大猩猩这样的个体，如何出现“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这个关键的契机要放在哪一部分？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

韩立新补充说，他认为人类进入到“人类历史”是偶然性的，没有必然性。但是，人类一旦形成了意识和语言，进入了人类历史，人类就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带有精神属性、伦理属性的存在，当人类进入了这一进程之后其展开模式也就变了。但是，至于一个没有“类本质”的“人”如何走到进入人类历史这一步，则只能诉诸偶然性。他认为，仅仅从经验个体这一侧去解释人类历史是很难的，我们仍然需要先天的精神的自我异化的逻辑，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解释得更好。

最后，田海平感谢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并邀请大家期待下午的徐长福的专题讲座。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