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主办的“京师荀学”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三讲“‘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从制度设计看荀子对礼法的融合”在前主楼A802成功举办，微信视频号“杏坛玉狮子”同步线上直播。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王楷教授主持。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马欣欣老师也出席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梁涛教授指出，荀子非常重视礼法，其思想可以归纳为“隆礼重法”。但学界目前对于荀子的礼法研究关注度不高，且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处于战国后期的荀子面对正在发生的周秦之变，提出了怎样的制度设计？礼治与法治在其中分别具有何种地位？梁涛教授认为，这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梁涛教授指出，以西周为代表的周制主要有三：一是宗法制，二是分封制，三与之相关，其国家形态表现为有限君权下的宗法国家。周制重视德治、礼治，但随着血缘关系逐渐淡泊，以及军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礼崩乐坏。与周制相对，战国时期各国的制度主要有三，一是官僚制，二是郡县制，三与之相关，出现了君主专制下的地域国家。秦制重法治、刑治，但因其依赖的是暴力和强迫，必然造成民众表面服从法律却丧失道德意识。

梁涛教授指出，荀子设计的“王者之制”是兼采周制、秦制的混合体制，可以概括为“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首先，荀子以分封制为制度骨架，用郡县制进行调和。“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荀子·王霸》）其中“诸侯之君分土而守”是对于周制的延续；而“士大夫分职而听”则有了秦制的特点，士、大夫不再是有食田、采邑的贵族，而是一种官职。其次，荀子看到了周制的弊端，针对性地设计了“千官”“百官”的双官制度，“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王室可以在诸侯国设立官职，以保证“令行于诸夏之国”，是为千官系统；同时诸侯在封国内有一定的自主权，使“令行于境内”，是为百官系统。最后，荀子把“尚贤使能”作为“王者之制”的基本原则，“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

梁涛教授指出，荀子糅合了周秦之制，在治理方式上是礼治、法治并重，遵循“士君子——官人百吏”的治理模式。首先，荀子区分了士人君子与百官能吏，认为对待士君子要用礼义培养其道德操守，明确身份等级，主要属于礼治的范畴；对待百官能吏则要用法令、法规进行指导，并对其业绩进行考核，属于法治的范围。其次，荀子考察和比较了周制的判例法及秦制的成文法，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突出立法意义上的君子，塑造了一种掌握法之义的君子形象。君子兼事礼治与法治，在“士君子——官人百吏”的治理模式中具有重要地位。“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法只是治理的开端，而君子则是法的源头。作为“法之原”的君子掌握了法的原则和原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荀子强调君子的身份来自知识、才学，并将君子置于人主之上，认为应让掌握立法权、关乎国家治乱的君子去规范、引导君主。此外，荀子在继承、吸收周制判例法和秦制成文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混合法。“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论语·王制》在这一混合法中，荀子更重视判例法，强调在法的基础上，发挥君子的主观判决能力。最后，荀子认为官员百吏是技术性、工具性法治的承担者，谨守“法之数”但不知“法之义”。官员百吏能否坚守礼义，同样是考察政治好坏的重要标准，因此官员百吏也要积极地实践礼，以完成自我的转化。

梁涛教授认为，荀子首次将道德理想落实到制度上，通过设计一种兼采周制、秦制的混合体制，以克服周制因自身权力结构不稳定而导致的失调和混乱。同时荀子融合礼法，力图使儒家所提倡的礼治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荀子设计的“士君子——官人百吏”的治理模式，以及隆礼重法的思想，既避免了法家“刻薄寡恩”的弊端，也对之后汉帝国政治秩序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涛教授认为，荀子是政治儒学的真正奠基者，因而谭嗣同提出的“两千年来之学皆荀学”的说法在政治儒学方面是成立的。

与会的同学们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荀子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是更接近周制还是秦制、荀子提出的“以圣王为师”和“作为立法者的君子高于君主”是否存在冲突、荀子是否受到了齐国稷下学宫的启发等问题。梁涛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

王楷老师指出，梁涛教授的报告内容广博，思想敏锐，论证严密，展现出梁涛教授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在哲学、历史学等领域的深厚造诣。本次讲座对于深入理解荀子的礼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京师荀学系列讲座”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创新人才培育项目“荀子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当代建构”（项目批准号：1233200012）的课题支持。